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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裡，進行個別訓示、引導，以籠絡學生。

當中央政治學校第一期開學時，陳果夫正發胃病，但他還是忍著疼痛向學生髮表講話，在講話中，他特別強調蔣介石、國民黨中央對學校十分重視，說什麼：“中央對於這個學校，期望甚殷，希望諸位受到三民主義的高等教育，將來負擔實踐主義的責任。

”這裡，陳果夫所說的三民主義，實質上是蔣介石的新專制主義，負擔實踐主義的責任，即是說明中央政治學校要將學生培養成實施蔣介石新專制主義的骨幹“人才”。

在陳果夫、陳立夫的慘淡經營下，中央政治學校的學生一屆屆畢業，走向了國民黨各級黨部和各級行政部門，成為蔣介石統治各地的基本力量。

同時，二陳也透過這些學生將自己的勢力滲透到國民黨各級黨部和政府機關。

開始，他們以控制各級黨部為重點，後來，在把持黨務的同時，也向政府滲透。

1932年，二陳曾向他們的親信訓示：“我們要設法轉到各級省政府民政部門，因為民政廳管轄各縣，既可以保薦縣長，又可以直接指揮各縣，使民政部門黨化，把黨融化於民政部門內。

民政部門黨化後，黨部就可在背後發號施令，勿需正面出現。

”於是，他們首先在浙江控制了民政廳，然後將120多名中央政治學校的學生派往那裡，以佐治員的身分參加各縣縣政工作，實際上控制了浙江所有縣的黨政大權。

在其他一些省，他們也採取了類似辦法，達到了控制這些省黨政大權的目的。

中央政治學校的歷屆畢業生，便成為二陳在各地的基本力量，所以，當時社會上就普遍的說，“中央政治學校出來的學生，腦門上都刻著CC兩個字”。

如果說，當年蔣介石透過辦黃埔軍校控制了國民黨軍隊，那麼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倆則透過辦中央政治學校而控制了國民黨，他們在國民黨內的勢力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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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大會（1）

根據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決定，將於1929年初召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蔣介石對這一次大會特別重視。

因為蔣介石雖然透過二中全會復出，取得了黨政軍大權，但並沒有在國民黨統治上確立其政治領袖的地位。

蔣希望透過這次會議打擊反蔣派系，形成自己的一統天下。

因此整個會議的籌備活動都在蔣的直接指導下進行，而具體擔任籌備工作的則是陳果夫。

蔣要求陳果夫結合各地整理黨務、實行“清黨”的情況，籌備好三全大會。

二陳兄弟對三全大會都抱有很大希望，但陳立夫認為自己太年輕，要在國民黨中央獲取權力還為時尚早，心情要坦然些。

而陳果夫則不同，還在二全大會時，就靠蔣介石的全力提攜，當上了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現在考慮的是，在三全大會上怎樣鞏固已有地位，並得到進一步躍升。

因此，陳果夫對蔣交給自己的籌備三全大會的任務，既感到榮幸，又感到艱鉅，他必須抓住這一契機，透過三全大會的召開，既確立蔣介石的黨統地位，又確立自己在國民黨中央的特殊優勢。

但要真正按蔣、陳的意願開好三全大會，並非易事。

陳果夫首先分析了國民黨內各派勢力此消彼長的大勢，認為胡漢民、汪精衛、西山會議派、蔣介石這四大柱頭中，西山會議派經二屆四中全會的打擊，已是銳氣盡傷，已無與蔣爭鋒的能力；胡漢民雖在黨內有很高的政治聲望，深厚的革命資歷，很強的理論水平，但自廖案後，長期遠離政治中樞，勢力已大不如前，尚不能對蔣構成威脅；只有汪精衛，自孫中山逝世後，一直以孫中山的繼承人自居，而其資歷、才幹、聲譽也非蔣所能比，特別是手下聚集著一批中央高層幹部，如顧孟餘、陳公博、王法勤、王樂平、郭春濤、白雲梯等，形成人多勢眾、陣容強大的局面，不可小覷，這是三全大會上能夠對蔣構成威脅的最大一支力量。

根據以上分析，陳果夫向蔣介石提出了一個聯合西山會議派、胡漢民派、孫科太子派等，組成一個聯合的但以蔣為主體的政治中樞的方案，目的就是為了排斥汪精衛派。

在將汪派人物擠出中央後，再對聯合體中的各派採取各個擊破的辦法，以逐步形成蔣陳對國民黨的完全控制。

對陳果夫的這個方案，蔣介石正在醞釀時，便遭到了黨內另一派系——丁惟汾系的反對，丁惟汾系在國民黨中央並沒多大力量，但在基層黨部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