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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開展邊疆學術研究。

在中央大學、西北大學設立邊政學系，在其他一些有條件的大學設立邊疆建設科目及講座，1944年還設立了邊政學院，對邊疆歷史、文化、社會等進行研究。

第三，譯印教材。

由於邊疆地區經濟落後，沒有條件自印教材，陳立夫指示###置辦文印機件，用蒙、藏、迴文譯印小學國語、常識課本，分發邊疆各地應用，後來逐步將其他教材譯印，同時編印蒙藏辭典及其他補充讀物。

這樣，邊疆教育得到了一定發展。

在發展教育的同時，陳立夫擔任###長期間，極力加強國民黨對學校的控制，想盡辦法將CC力量滲透於學校中，以實現其黨化教育的宗旨。

1939年，陳立夫主持制定了《大專學校組織要點》，共12條，確立了國民黨領導的“以黨治校”體制，規定學校領導人必須加入國民黨，並在各校設立國民黨區黨部和三青團分團部，1939年起還在各校增設了訓導處。

“要點”規定國民黨區黨部“協助學校行政”，黨部書記“得列席校務會議”；三青團分團部“協助學校訓育”，訓導處執行黨部或三民主義青年團之委託事項。

這就使學校置於國民黨的直接領導與嚴密控制之下。

為了強化對學生的思想控制，陳立夫主持制定了《中等以上學校導師制綱要》、《青年訓練大綱》、《訓育大綱》等，規定學生要“耳聽心唯，時時刻刻心領袖之心，行領袖之行”，要“格物、致知、正心、誠意”等。

1939年，由陳立夫主持的全國教育會議確定以“禮、義、廉、恥”四個字為全國各級各類學校的校訓，並將訓練國民黨員的《黨員十二守則》來要求學生，即要學生做到忠勇、孝順、仁愛、信義、和平、禮節、服從、勤儉、整潔、助人、學問、有恆等。

總之，國民黨的黨義加上中國封建社會的舊道德，就是所謂訓育的主要內容。

陳立夫還指使CC特務在學校大肆活動，對有進步思想或抗日論的師生，進行嚴密監督，甚至實行綁架、逮捕、殺害等。

陳立夫在主掌###時，雖然有所成績，但他在教育界勢力的膨脹也引起蔣介石的不安和國民黨其他派系的不滿，特別是在學校實行的思想強化政策和特務政治，激起廣大師生的反對。

於是，在抗戰即將勝利的1944年底，蔣介石重調朱家驊任###長，陳立夫只好將教育大權歸還於朱，黯然離開了教育界，此後，再也沒有涉足。

對於在抗日戰爭非常時期擔任###長的這段經歷，陳立夫是十分留戀的，他認為自己在主掌###時，還是做了不少的工作，也頗有一番政績。

1984年，已經84歲高齡的陳立夫寫了一篇《回憶抗戰期間的教育》，追思往事，他不無得意地總結道：“從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起到三十四年八月日本投降的八年抗戰期間，我整整地擔任了六年十一個月的###長（二十七年一月至三十三年十二月），主持戰時教育行政。

在這幾年中，撫輯流亡學生，重振後方絃歌，擴充套件各級教育，改進並建立教育制度、釐定課程標準，收回‘文化租界’，創設訓育規範、發揚民族文化，發起建教合作制度，徵調及訓練10萬學生為青年軍直接參加抗戰工作，確實做了不少的事”。

進侍從室（1）

陳果夫與陳立夫雖然控制了國民黨的黨務，但並非在國民黨內具有可以處置一切的大權，每有大事，須呈報蔣介石批准，而在蔣介石與二陳之間，還隔著一個十分特殊的機構——侍從室。

所有一切面呈蔣介石的報告、公文須先送侍從室，再由侍從室分門別類、分輕重緩急先後轉呈蔣，並對有些檔案，還可自行處理，機構雖小，地位極高。

二陳對這個凌駕於國民黨各部門之上的侍從室位置一直十分覬覦。

另外，二陳當時只是控制了國民黨黨務，而對政務和軍務，特別是對其人事權無法過問。

蔣介石對人事權一直控制很嚴，凡屬中央和地方各行政單位的高階軍、政主管人員的任免、升降，他都親自核定，再交主管部門釋出命令。

對人事主管許可權，有個大概的分工，一般行政人員的考核、選拔由考試院主管，而高階行政人員的儲備、考核、挑選、任用，蔣介石則責成侍從室二處第五組主管，這是一個相當重要而又權力很大的部門。

這自然會引起二陳的無限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