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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陳立夫的努力下，抗戰期間，高等學校在鞏固的基礎上有了一定的發展，戰前的1936年，全國有高等學校108所，到1944年，發展到145所，而且門類較齊全，佈局也較合理。

對中等教育，陳立夫要求有更大的發展。

抗戰期間，一些從日寇佔領地區跑出來的中等學校師生失去了執教和受教的場所，到處流浪。

陳立夫針對這一情況，決定由###出面，在大後方建立一批國立中學，以安置這些流離失所的師生。

1938年，陳立夫主持制定了《國立中學規程》，提出：“###為謀戰區省市立中學教職員及公私立中等學校學生繼續施教與受教起見，特暫設國立中學若干所，以繼續發揮教育效能，充實民族力量。

”於是，###拿出一批資金，在後方地區創辦了國立中學31所、國立華僑中學3所、國立中山中學2所、國立女子中學2所，並改辦中學4所，此外，還創辦了四川造紙印刷職業學校、國立商業職業學校等共13所，創辦國立師範學校13所、華僑師範學校2所。

這些學校安置了大批流亡師生，也發展了後方的教育事業。

同時，###還鼓勵與督促後方各省區辦了一些地方中等學校，使中等教育有了一個比較大的發展，抗戰前，全國共有中等學校3264所，1944年發展到3745所，其中中學戰前1956所，1944年發展到2759所。

中等學校的在校學生戰前為627246人，1944年發展到1163113人。

對初等教育，陳立夫上任後，即取消了戰前普及4年小學的義務教育制，改為實施“國民教育制度”。

1940年，陳立夫主持制定了《國民教育實施綱領》，將小學教育與補習教育合併進行，並規定鄉鎮設中心國民學校，保設國民學校，分別由鄉鎮長和保長擔任校長。

後來，由於“保長之資格，大都不合於修正小學規章第六十二條規定”，所以到1942年，改定為“中心國民學校、國民學校校長以專任為原則”。

在這些國民學校裡，都設有小學與民教兩部，分別對兒童實施義務教育和對成人實施補習教育。

透過不斷對初等教育實行改進，小學數目逐年增加，學童入學率逐年上升，陳立夫自己說：“就學齡兒童入學率言，三十三年度後方19省共有學齡兒童3411萬餘名，入學者有1722萬餘名，連同已受義務教育而不在校者合計約共2500餘萬名。

入學兒童約佔學齡兒童總數70％強，較前佔53％大有增加。

”陳立夫的統計當然有誇張之處，但客觀地說，在當時戰爭的烽火年月裡，基礎教育達到如此成績還是不容易的。

總之，在陳立夫的努力下，高等學校在穩定的基礎上有適當的增加，中等教育、初等教育都有一定程度的發展。

關於質的方面，即關於非常時期教育質量的問題。

當時，國民黨政府的一些官員認為，在戰爭的非常時期，正常的教育程式應該廢棄，應該實行與抗戰有關的短期訓練班和訓練所，其課程也應該是研究抗戰學術。

他們提出：“在戰時，大學是抗戰人才供應所，是救亡幹部訓練所，同時是民族革命青年先鋒戰士的產生地。

”陳立夫不同意這種主張，他認為要為建國儲備人才，正常教育仍應維持。

1938年3月，陳立夫以###長的身分發表《告全國學生書》，向全國學生闡述了他的教育政策，他明確指出：“教育之任務，為在智德體各方面培養健全之公民，使其分負建國之艱鉅責任，故青年之入校修業，自國家立場觀之，讀書實為其應盡之義務，使青年而有廢學之現象，實為國家衰亡之危機”，因此，“各極學校之課程不為必須培養之基本知識，即為所由造就之專門技能，均有充實國力之意義。

縱在戰時，其可伸縮者亦至有限，斷不能任意廢棄。

”公告書的發表，至少在當時眾說紛紜的主張中，有了一個主導性的政策，對穩定大局起了重要作用。

為了在戰爭非常時期堅持正常教育，陳立夫擬定了《戰時各級教育實施方案》，確定了他的戰時教育方針，這一方案在1938年4月召開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獲得透過，實施方案包括九大方針和十七要點，強調“三育並進”，“文武合一”，“對現行學制大體仍維現狀”，“對於管理應採嚴格主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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