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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新學說對朝鮮不能像對伊拉克那樣適用。朝鮮由於擁有進攻韓國和一旦開戰便可摧毀其首都首爾的能力，因此不太可能成為先發制人打擊的候選國。朝鮮也不可能被轉化為傳播民主的示範專案。部分“火神派”希望，一旦美國推翻薩達姆·侯賽因，可以把伊拉克變成民主的典範，從而改變阿拉伯政治文化以及整個中東的政治。但在東亞，有些政府已經是民主政府，剩下的也不會效法朝鮮。伊拉克地處一個充滿麻煩地區的中心並與之錯綜複雜地聯絡在一起；而朝鮮則地處一個繁榮興旺地區的中心，但卻與之隔絕。

所以，在朝鮮問題上，“火神派”只得使用權宜之計。他們在世界其他地方往往大膽行事，推行快速持久的解決辦法，而對朝鮮，則選擇了等待，甚至冒允許危險的核計劃繼續進展的風險。他們仍然指望中國和俄羅斯最終能幫忙向朝鮮領導人金正日施加壓力；他們嚮往有這麼一天，朝鮮絕望的經濟問題能迫使它採取更妥協的立場。有些“火神派”甚而希望平壤能出現崩潰和政權更迭。

布什政府在爭取時間，堅持說情況並不緊急。科林·鮑威爾的“這不是危機”的說法成了布什政府在朝鮮問題上的反覆表態。當朝鮮重新啟動其核反應堆時，官員們說這不是危機；當朝鮮強迫國際監察員離開該國時，也不是危機；當朝鮮重新開始生產製造核武器的鈽時，還不是危機。

作為一個群體，“火神派”在其整個職業生涯中關注的是軍事實力。但朝鮮看來是個不太好動用軍事手段解決的問題，這和伊拉克不同。布什政府似乎在尋找軍事解決的可能，但沒能找到。“朝鮮肯定是個威脅，但是一種不同的威脅，至少在現階段，可以透過外交手段做不同處理，”拉姆斯菲爾德說。

從2002年末到2003年初，當布什政府準備對伊拉克動武，朝鮮的核計劃繼續推進時，拉姆斯菲爾德一番謹慎小心的話，歸納了美國舉棋不定、見風使舵的朝鮮政策的實質；“至少在眼下”，布什政府把這事交給外交官來處理。

2002年秋，鮑威爾指揮美國在聯合國開展了一場外交攻勢，爭取透過一項針對伊拉克的新的強硬決議。薩達姆·侯賽因突然宣佈他將允許聯合國武器核查員四年來首次重返伊拉克，但他這最後一分鐘的妥協沒能阻止安理會採取進一步的措施。美國尋求能授權聯合國成員國採取“一切必要手段”的措辭，這是動武的委婉說法，希望保證薩達姆·侯賽因政權放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其他政府在法國和俄羅斯的帶領下並沒有接受美國的建議，他們希望聯合國首先進行新的更嚴格的武器核查，然後再就使用武力的問題舉行第二輪討論。

在鮑威爾和法國外交部長多米尼克·德維爾潘的斡旋下達成了妥協。美國放棄了在這個聯合國決議之後就可授權訴諸武力的“一切必要手段”的措辭。法國則同意，如果伊拉克不放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就可以宣佈其實際違反了聯合國的決議，包括1991年海灣戰爭結束時伊拉克承諾過解除武裝的那項決議。這些措辭給美國留下了宣稱因11年之久的停火被破壞而對伊動武的餘地。11月8日，聯合國安理會以15比0的票數批准了這項妥協。

當時，聯合國的這項決議被廣泛描繪為鮑威爾對布什政府內鷹派的勝利。人們說，他既在聯合國成功地為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贏得了一致支援，同時也在華盛頓為採用多邊手段對付伊拉克贏得支援而得了分。人們說，鮑威爾已經再次成為布什外交政策班子的主導人物。布魯金斯學會的邁克爾·奧哈倫寫道：“科林·鮑威爾在也許是布什任期內最重要的國家安全問題的爭論中已經獲勝。”他的結論是，“現在，總統和他的國務卿一道爭取和平解決伊拉克問題已經真正有可能了，這將重寫關於高壓外交的教科書，以及此前關於誰真正在這屆政府裡發號施令的歷史”。

走向伊拉克戰爭（8）

這是對布什政府，對國務卿在其中的作用以及鮑威爾個人的錯誤判斷。總統、所有的“火神派”，包括鮑威爾，都在繼續追求更迭伊拉克政權的目標。誠然，布什政府雖已決定儘量爭取聯合國的支援，但從未放棄把薩達姆·侯賽因趕下臺的更廣泛的目標。政府的官員把解除武裝和政權更迭看做不可分割的兩個目標，因為他們假定薩達姆·侯賽因決不會放棄他們相信他一定擁有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在聯合國辯論中間的某個時刻，布什宣稱：“薩達姆·侯賽因必須解除武裝，不然，為了和平，我們將帶領聯軍解除他的武裝。”這些模糊的言辭看起來給伊拉克領導人留下了一些避免戰爭並繼續掌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