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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戰爭後迅速改變外交政策；第三類，繼持堅持我行我素。在美國的持續壓力下，前兩類越來越多，第三類越來越少。

二戰以來，西方始終對敘利亞、利比亞、埃及、約旦、伊拉克的阿拉伯復興社會黨保持警惕，只是把主要精力放在防止共產主義擴散上。蘇聯東歐解體後，熱衷阿拉伯復興社會主義的薩達姆、卡扎菲上升為矛盾焦點。

我曾在開羅請教一位美國記者，為什麼不許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老兄理直氣壯地告訴我，中東石油是整個地球的血庫，必須絕對安全。我接著問，以色列也是中東國家，為什麼就可以擁有類似武器？這老兄說，以色列四年一次大選，政體健康。而伊拉克是薩達姆一人說了算，一個人說了算的獨裁國家隨時危害整個人類……

在“9·11”以後5個月裡，布什的“火神政府”已把反恐重點從報復“9·11”襲擊，轉移到阻止恐怖分子獲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又轉移到防止“流氓國家”向恐怖分子提供這些武器，再轉移到阻止“流氓國家”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凡是被布什政府打上“邪惡軸心”的政權就像二戰中的“軸心國”，布什的《邪惡軸心講話》把伊拉克押上公審舞臺，它就乖乖地豎在那裡等候宣判。對不道德的政權不能綏靖，只能依賴美國的強大軍事實力。

入侵伊拉克干涉中東的決策囊括了“火神內閣”的全部世界觀，即武力實現中東民主化，就像盟軍佔領德國、麥克阿瑟改造日本。其內部邏輯是：恐怖主義已成為美國的主要威脅，而恐怖主義又主要興起於中東。因此，“塑造未來的安全環境”，就意味著改變中東的整個政治和社會結構。 （唐師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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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門徒的知識分子（1）

通常在美國人的記憶當中，60年代是美國轉向左派知識分子的年代。那些形象依然歷歷在目：在美國的主要大學裡，那是反戰示威遊行的年代，是馬克思主義教授佔據講臺的年代，是大學生佔領校長辦公室的年代。在一些精英大學的校園裡，最保守的學生似乎加入了青年民主黨組織，而真正的左派分子成了革命者。流行於校園的書籍，如查爾斯·賴克的《不成熟的美國》、赫伯特·馬庫塞的《單向度的人》和弗蘭茨·法農的《世界上不幸的人》等等，主張必須對邪惡的美國實力加以限制。

就在這場校園動盪中，在竟然幾乎沒有被人們察覺的情況下，知識界出現了一種獨立的運動。按照字面上的意義，這是一場保守運動；它接受（實際上是崇拜）過去的傳統價值、哲學家和政治理論家。當時，這場運動對美國政府和政策沒有什麼影響，至少與努力爭取——並且最終成功地——使美國從越南撤軍的政治左派的潮流相比是這樣。

然而，在30年的時間裡，這場看似微不足道、內容五花八門的校園運動，對美國的政策產生了比反戰運動更重要和持久的影響。到了21世紀初，越戰時代的“新左派”早已被埋葬。而60年代保守的校園運動卻在蓬勃發展。其擁護者們在喬治·W。布什的政府裡身居要職。處在這些知識界逆流中心、也就是處在保守派理論與美國外交政策實踐的連線點上的，是喬治·W。布什的國防部副部長保羅·沃爾福威茨。

如果說有某位公共官員總是受人保護的話，那就非沃爾福威茨莫屬。他天性聰穎，善於創造性思維，且很勤奮。甚至連一些堅決反對他的結論的民主黨頭面人物，私下都承認為他的聰明過人而折服，這在共和黨外交政策官員裡，只有他一個。同時，沃爾福威茨又忠實於與他共事的那些上級，對他們不構成威脅。在他漫長的職業生涯中，一位又一位學者或政府領導人把他作為門徒精心地栽培。多年來，沃爾福威茨的恩師既有學術界的理論家艾倫·布魯姆（他本人是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的信徒），也有核戰略家艾伯特·沃爾斯泰特、學者兼官僚弗雷德·埃克雷，還有高階內閣成員喬治·舒爾茨、迪克·切尼和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過了一段時間，沃爾福威茨開始培養自己的一群門徒，他們是由他介紹進入政府的年輕的保守派，如切尼的辦公廳主任斯庫特·利比，還有學者弗朗西斯·福山等。在某種意義上，沃爾福威茨的經歷符合一位歐洲教授的知識傳統；他最重要的關係不是與他的同輩人而是與他的導師們、繼而又是與他的學生們的關係。

他是學術界與政府之間的一座橋樑。對於他在學術界的導師們，沃爾福威茨代表著連線政府和公共政策的現實世界之間的紐帶。對於政府裡的恩師們，他提供了理論框架和決策的理論基礎。值得注意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