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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後將以粵督一席為酬。吳的主見則有三點：第一，持盈保泰的做法。他明知北人不服南中水土，離鄉愈遠則思歸更切，苦徵不已則軍心渙散，不但驅湘軍作困獸之鬥，尤慮粵桂痛感切膚，西南聯為一體，那麼北軍不敗則已，一敗將頹然不可復振，所以他主張軍事上“適可而止”。第二，他看到段閣受群小包圍，北洋諸將驕奢淫逸，他視第三師為北洋正統，隱然以移風易俗及復興北洋系為其職責。第三，他看到外交問題之嚴重，不願續有同室操戈之舉。他在衡州賦詩飲酒之餘，偶然談及時政，以官吏不賣國、武人不爭地盤及召集國民大會為解決國是的三大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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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自救運動

七年（1918）段召集安福國會，九月四日選舉徐世昌為總統，自居太上政府之地位。他假名參戰與日本簽訂若干密約，大借外債編練參戰軍，他在北洋三傑中原有剛正不阿之美譽，其令名自是而衰。其時馮國璋以長江諸督為其羽翼，北洋派分裂為直皖兩系，段欲練新軍造成其“迪克推多”（dictator，獨裁者）的地位，故去馮而以徐為傀儡，哪知徐亦不甘以傀儡自居，暗中惡段而親直系。七年（1918）八月二十一日，前敵師長吳佩孚發表“息爭禦侮”的電報，西南聞風響應，徐藉此機會於七年十一月下令停戰，與軍政府合組南北和會於上海，北方總代表朱啟鈐、南方總代表唐紹儀等於八年（1919）二月二十日召開第一次會議，乃以陝西問題（陝督陳樹藩不聽約束，仍與靖國軍作戰）及參戰借款問題（南方主張停止假口對外而系用以對內的參戰借款），和會僅開六次，至五月十四日南代表提出（一）不承認巴黎和會關於山東問題之決議案，（二）不承認中日一切密約，（三）懲辦簽訂密約者，（四）不承認民國六年（1917）六月十三日的解散國會令，（五）承認徐世昌為臨時總統至國會正式選舉總統之日止等等條件；北代表不允接受，於是南北代表宣佈總辭職而和會竟告流產。

這當中穿插有民國曆史上驚心奪目之一事：一方外交失敗，一方則內爭不息。當局迄無悔禍之誠意，對外委曲求全，而對內殘民以逞，激起了八年（1919）五月四日北京學生毆打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的大風潮。這風潮馬上蔓延全國成為“國民自救運動”，而北廷斥之為“學閥操縱，學匪幹政，不啻另一義和團之出現”。那時遠戍衡陽的吳受了救國熱情的驅使，一面援救被捕學生，痛數曹章陸等之賣國行動（該電直接打給徐），一面願負弩前驅，移師對外，其電中有云：“以有用之兵置諸無用之地，玩歲�NE321�日，壯志全消。……”他的電報越打越多，一次比一次激烈，主張取消《中日密約》、召開國民大會、反對簽字和約（指巴黎和會對膠州之決議案）、敦促南北代表賡續談判等等。總之，他的主張完全站在民眾之前，其動機純由救國救鄉之一念（他是山東人），所以國人視之為“民族救星”，而段的眼光中則認為“北洋系之一叛徒。”

徐在段的高壓下進退失據，不得已於八年（1919）六月十三日向國會宣佈辭職，並解除其心腹錢能訓的國務總理一職，以財長龔心湛代理閣務。當然，徐無求去之決心，但段早亦不滿於此老之“忘恩反噬”（徐主持南北和議非段所喜），遂以王揖唐繼朱啟鈐之後為北方議和總代表，一面改參戰督辦之名為邊防督辦。十二月二十九日馮國璋病逝津門，段以為他從此成了北洋系唯一領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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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戰（1）

民國八年（1919）五四運動是中國新時代的浪花，侵蝕了軍閥政治的堤岸。當時魯案未解決，《中日軍事協定》未廢止，段政府擅借日款成立邊防軍，以徐樹錚為西北籌邊使，邊防軍內有日本軍官教導團，同時安福系欲包辦南北和議，以該系首領王揖唐為北方議和總代表，這些事湊合起來使向來安天樂命順“帝”之則的中國人不能再容忍下去，從絕望眼光中發出一片怒吼：以###為急先鋒，繼之以各界請願團在新華門死守不去，這風氣由北京波及津滬，推而至於全國，各省推派總代表聯合北上請願，紛紛組織學生聯合會、各界聯合會等團體進行抵貨、罷工、罷市、罷課運動，北政府忙於逮捕請願代表，禁載請願新聞，造成了空前的不寧局勢。

段以“督軍團”為工具向黎馮採取攻勢，軍人干政由是開其端：當時報紙滿載軍人干政電，伐異黨同，徒逞私臆，而置國家利害於不顧。吳處此氛圍下雖屢有建議，卻完全站在國家立場，戛然不同流俗，所以事實上他是革命者，僅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