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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勒拿湖中的生物，長著數不清的頭。每次有一個頭被砍，就會重新長出兩個頭來，其危害可想而知。九頭蛇怪就是反脆弱性的代表。

達摩克利斯之劍代表了權力和成功帶來的副作用：只要你想攫取重權就不得不面臨這種持續的危險—必定有人會積極致力於推翻你的統治。就像懸在達摩克利斯頭上的劍一樣，這種危險將是無聲的、無情的、突如其來的。它會在長時間的平靜後突然降臨，也許是在人們習慣於甚至忘記它的存在時出其不意地降臨。當你擁有更多的東西以致失敗的成本更高時，“黑天鵝”事件便會與你不期而遇。這或許是成功（成長）的成本，或許是對你過分輝煌的一個不可避免的懲罰。到頭來，重要的還是懸掛寶劍的那根繩子的牢固度，而非享用盛宴的人的財富和權力。不過，幸運的是，對那些願意傾聽忠言的人來說，還是有機會的，因為有些弱點是可以識別、可以衡量，也是可以追蹤的。關鍵在於，在很多情況下，我們是可以衡量那根繩子的牢固度的。

第1章　達摩克利斯之劍和九頭蛇怪（3）

此外，想想這種榮衰會給社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達摩克利斯之劍落下後，享用饕餮盛宴的賓客倒下了，隨之將帶來所謂的連帶損害，危及他人。這就好像一個大型機構的崩潰將會對社會造成影響一樣。

複雜精密的機制，特別是某些型別的精密機制，也會帶來脆弱性，從而使社會受到“黑天鵝”事件的傷害。由於社會往往會從複雜性中受益，逐漸積累起越來越“尖端”的精密機制，社會的專業化程度越來越強，但恰恰是這樣，社會也變得更加脆弱和更易崩潰。考古學家約瑟夫·泰恩特就對這一理念進行了出色且令人信服的闡述。不過，事情並非如此，只有那些不願多邁出一步來了解事實真相的人才會這麼認為。為了對抗成功帶來的脆弱性，你需要更高的強韌性，甚至更高的反脆弱性。你需要成為鳳凰，或者是九頭蛇怪，否則達摩克利斯之劍便會當頭落下。

命名的必要性

我們知道的事情其實比我們認為的要多，比我們能說清楚的要更多。即使我們正式的思維體系總是詆譭自然，我們對反脆弱性也沒有一個正式的名稱，而且我們對這一概念總是充滿牴觸情緒，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的行動也忽略了這一概念。從我們的行為中反映出的感覺和直覺，會超越我們的所知和所記，以及我們的討論和課堂內容。我們將用否定法（用我們當前的詞彙無法明確表達或直接描述的）專門對這一點進行充分的討論，就目前而言，請先接受這一奇怪的現象。

在《透過語言的玻璃》一書中，語言學家蓋伊·多伊徹表示，許多原始族群雖然並非色盲，卻只能用語言表達兩三種顏色。但是，在一個簡單的測試中，他們卻可以成功地將繩子與相應的顏色匹配。他們能夠識別組成彩虹的各種色彩之間的差異，但他們卻沒有相應的詞彙來表達這些色彩。所以，這些族群雖然在生理上並非色盲，在文化上卻是色盲。

這其實與我們在思想上而不是在生物機制上，選擇無視反脆弱性的存在是一樣的。要了解思想與行動上的差別，只要想想，你在闡述時可能需要使用“藍色”這一名稱，但你在選擇這一顏色時並不需要。

長期以來，很多我們習以為常的顏色都沒有名稱，在西方文化的主要文獻中也沒有名稱，這一點可能並不為人所知。包括希臘和閃米特族在內的古地中海文獻中，也只有極少量的詞彙被用來描述黑暗與光明之間的過渡色。荷馬及其同時代的人所用的色彩詞彙僅限於大約三四種主色調：黑色、白色，以及組成彩虹的一些不確定的顏色，這些顏色常被納入紅色或黃色的範疇。

第1章　達摩克利斯之劍和九頭蛇怪（4）

我聯絡了蓋伊·多伊徹。他非常慷慨地給予我幫助，還向我指出，古希臘文中沒有一個詞是用來表述藍色這種基本顏色的。古希臘文中缺少“藍色”一詞的事實解釋了為什麼荷馬會反覆使用“酒暗色的大海”這種對讀者（包括我）來說令人費解的詞彙。

有趣的是，英國前首相威廉·格萊斯頓在19世紀50年代最早發現了這一現象（他因此遭到不少記者不公正且輕率的辱罵）。格萊斯頓是一個博學的人，他在換屆的間隙洋洋灑灑寫了1700頁研究荷馬的著作。在著作的最後一個章節中，格萊斯頓揭示了古代色彩詞彙有限的原因，將現代人對色彩更多細微差別的感受力歸因於一代代人對眼睛辨色能力的培訓。但是，無論不同時期的文化中有關色彩的詞彙有何變化，人們在生活中總是能夠識別色彩的細微差別，除非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