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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中屬於周代封建宗法和禮樂文化的內涵。這一點具有特別的價值，因為本朝中央皇室的權力漸趨薄弱，而士大夫往往靠著世世傳習經學而充當帝國公卿；同時，他們還靠著宗法制度聚族而居，組織起一種新型的充滿活力的莊園經濟，形成左右地方政治、經濟、文化的世族或者豪強。在他們的心目中，現實中的帝國君主和郡縣制統一國家的地位，漸漸讓給了儒學的理想和宗族門第。徵辟和察舉的途徑，也受他們的影響。因此，門第道德、名節、博學，就成了他們的標榜。從這個意義上講，黨錮事件，儘管是大是大非之爭，也未嘗不暗含了一點中央皇權和地方士族勢力之間爭鬥的意味。而大漢消亡後至隋唐間三百多年的歷史，正是士族統治天下的時代，此間，古文經學卻被立為學官。總之，古文經學到這個時候，似乎開始適應起時代的需要了。

世祖皇帝本人出身士族，他有喜好古文經的傾向。肅宗孝明皇帝同樣如此。因此，自世祖皇帝朝，就有人要求立古文經為學官。不過，他們都遭到了劉歆的下場。孝章皇帝朝曾以扶植微學的名義，詔選天下高材生進京學習古文經。但古文經未能爭得學官。學術會議在本朝也開了好幾次，最著名的一次是孝章皇帝建初四年（79）的白虎觀經學大會。今古文的重要派別都有代表參加，爭吵的結果，仍以今文為主流，但古文經的一些內容也被吸收。今古文經學各自內部的相互分歧，使得經典的文字更加複雜。本朝的太學生員大大超過前朝，他們都希望考試的經文符合自己學派的文字。加之他們不太願意專守一家之說，兼通並學，因而在試卷中雜引諸家的觀點。因此，帝國不得不組織人力校訂釐正經文。蔡邕他們的校勘，已是第四次大規模的行動了。

其實，蔡邕和盧植等同事們都通古文，但作為官方經學的定本，他們仍決定用今文經典作底本。他們一起給天子上書，要求公佈定本，天子欣然同意了。這時，中官李巡對天子說：有

的博士為了弟子在試場中爭高下，竟然賄賂皇家的寫經手，改動官本簡冊上的文字，吻合於他們的私家傳本。這引起了大家的重視。最後，想出了一個辦法，由蔡議郎親自用隸書寫定經文，刊刻於石碑之上，立於太學。

這一年的三月，四十八塊高一丈、寬四尺，正反面都刻有文字的石經矗立在太學講堂前的東側。計有《周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五經及《春秋公羊傳》、《論語》。蔡議郎一手好字，端莊渾厚中不乏清逸之氣。一時間，京師和從外地趕來觀看、摹寫的人眾，絡繹不絕，車馬相繼，填塞街陌。

蔡邕覺得，重新強調帝國的學術和禮樂制度，可能會再次樹立帝國的威望，引導天子把握國家的大體，認識國家的大政，或者，會儲存帝國最有價值的東西。也許，大漢帝國這朵絢麗的花已經凋謝了，但這朵花結下的種子，卻已經成活、生長、壯大，成為一棵根深蒂固的大樹，那就是合理的文教制度。今後可能會有無數個帝國相繼出現，但只不過是這棵大樹上的花開花落罷了。

石經的樹立，給蔡邕帶來了一點信心。熹平六年（177），他又向天子建議恢復久已荒廢的郊祀上天的祭典和在辟雍舉行尊慰老人、宣揚孝道的禮儀。這些，都得到了天子的認可和兌現。

天子的想法和蔡議郎大不相同。事實上，他喜歡各種典禮，因為從小，他就視各種朝儀為遊戲。在蔡邕等大臣的指導下，他舉行了國家的幾個大典。可他還不過癮，馬上自作主張，大加發揮。這一發揮，使得蔡議郎大失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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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漢朝》第三章　風雨如晦（8）

天子喜歡辭賦，這是大漢帝國特有的文學體裁，當初孝武皇帝讀了司馬相如的《大人賦》，飄飄然有凌雲之志。辭賦的字句鋪排駢麗，讀來朗朗上口，抑揚頓挫，令人如痴如醉，迴腸蕩氣。可蔡議郎卻教天子一套什麼辭賦為小技、道德是根本；辭賦的修辭技巧是末節、以文載道方為鵠的的大道理，讓天子感到生厭，或者說，讓天子無法理解。天子欣賞自己的才華，可蔡議郎他們卻不以為然。這幫士大夫一天到晚就是經學經學，道貌岸然，面目可憎。於是，一個異想天開的主意在天子的腦子裡冒了出來。他馬上找來侍中祭酒樂松和賈護，讓他們召集天下善寫辭賦以及能寫奇字、繆書、鳥魚蟲書等美術字的人，待制鴻都門下，建立了一座鴻都門學。和太學不同的是，這所新學府專門研討辭賦和書法，儼然中國歷史上第一座文學藝術學院，天子充當了這所學院的院長，將自己花了好大精力撰寫的一部長達五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