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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的智力，絕對在一般人之上。他對修辭和琴韻的領悟，來自於先天的聰慧。不過，天子似乎到此為止了，因為他總是浸淫於技巧的表現，因而天子的辭賦和琴聲，總是透出浮華和淺滑。蔡邕知道，這一方面是天子的年齡尚輕，對人生的體察不深；另一方面，天子一直缺乏一位讓他敬畏的老師，為他講授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聖賢之道，因而缺乏人格的修養。進而他又發現，天子在政治上同樣如此。天子對政事，往往能夠領悟其中曲折，讀大臣們的上疏，常常發出感慨之聲。可天子缺乏的是決斷能力，他把這個權力，交給了中常侍們。原因和前兩件事的一樣。蔡邕還發現，天子對自己的態度，有別於其他大臣，因為天子向自己學習的，是天子最感興趣的東西，愛屋及烏，君臣關係中，夾雜了師生的友情。有時，天子在學琴之餘，向自己諮詢一些朝政。當然，蔡邕每次回答得相當謹慎，他對天子缺乏信心，而且，中常侍們常常不離左右。但是，他意識到：應該利用這個機會，漸漸地對天子加以引導，何況，自己的職務本來就是參議朝政的議郎。

蔡邕覺得自己已經深深地捲入了朝政，無法超脫，憂患也悄悄地包圍了自己。

延熹四年（175），蔡邕和同事們校勘五經的工作告一段落，他們發現，帝國的學術存在著很大的癥結。帝國自孝文皇帝詔收天下書籍，搶救秦火餘燼；孝武皇帝聽從董仲舒更化之策，獨尊儒術以來，《詩》、《書》、《禮》、《易》、《春秋》五經博士漸得確立，帝國的各級教育體系和文官儲備體系漸得完善。不過，帝國以五經試用文官，有一件麻煩事一直沒有解決，那就是《五經》沒有定本。

大漢立國之初，先王典籍多從秦代存活下來，從能背誦和傳授全文的學者口中搶救出來，因為秦帝國的挾書令至為嚴厲，簡冊化為飛灰。可是，記憶力因人而異，加之方言、人老牙缺等等原因，記錄下來的文字自然有出入。帝國一心恢復文教，胸懷又至大至厚，因此往往一部經典，因文字的不同，並立數家博士，俱為學官。至孝宣皇帝朝，五經各有三家博士，這些博士所傳經典，皆用帝國通行的隸書寫成，故稱今文經學。出於學術和仕途的考慮，各家博士不僅嚴格門戶，而且相互爭論，都說自己的文字出自聖人親裁。孝宣皇帝沒有辦法，乾脆讓大家到石渠閣開會，並且親自來作決斷。除了開會，就是組織學者到皇家圖書館，將收羅到的各種經典文字互相比較，取長補短，搞出一個官方的定本，作為考試的依據。

孝成皇帝河平三年，詔光祿大夫劉向等人校訂皇家圖書。劉向又讓小兒子劉歆協助自己的工作。父子倆領著一幫學者一干就是二十年。劉向病死後，孝哀皇帝讓劉歆繼續主持。這個劉向父子在校書時，發現圖書館裡藏有許多秦帝國沒有燒燬的簡冊，當中有五經的文字。這些本子用先秦的文字——六國古文寫成，有些經典或傳記甚至是學官的文字中所不具備的。劉歆經過調查，得知這些本子有的來自民間的進獻，有的來自考古發現，其中的一些，已經由先朝學者與今文典籍作過比較。劉歆來了興趣，他開始校勘，最後，他相信這些古文的文字要比今文的文字可靠得多，於是他提出將古文也立為學官。在與博士官們辯論之後，劉歆失敗了，因為他太幼稚了，僅僅將經學看成了一個學術問題。帝國已經有這麼多人靠經學吃飯，不能再容忍別人來搶飯碗了。再則，古文的文字尚未得到全部系統地整理，研究和傳授系統沒有確立，古文又為秦李斯統一小篆前的六國書體，識者寥寥。更重要的是，帝國確立經學的目的，本不專為學術，而是樹立帝國的政教大綱，因此，經典的文字是否與聖人接近是一回事，而對經典的解釋、宣傳和活學活用則是更重要的事。帝國所立學官，皆有一套能夠指導現實政治之術，甚至以《禹貢》治理黃河，以《洪範》察知天變，以《春秋》判決案件，以《詩三百》當作諫書。這種庸俗化的應用，在帝國撥亂反正、創設文教的過程中，卻極具生命力。而古文經典，則缺乏這種功能。

《品漢朝》第三章　風雨如晦（7）

可是劉歆還是把一個麻煩給惹下了。

世祖光武皇帝光復漢室以來，今文經學的門派分得更細，爭鬥也愈烈，但作為官學，它的思想漸漸不能適應朝政與社會結構的變化，開始僵化。一些士大夫在民間整理和傳授古文經，解釋古文經，甚至編出了識別和解釋古文經的字典。這個學派呈現出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不太注重從經典中發揮出實用的微言大義，而是注重學術化的考訂文獻、訓詁章句。二是更加復古，特別注重發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