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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他們二人供出了二十多個“同夥”，其中包括剛有區黨委派來幹校受訓的曹廣善，豐縣的青年部長李偉身，沛縣的黨員幹部孟昭琦、盂昭立，魚臺縣的幹部聞奮喜，湖邊地委的幹部史謙（即史維先），更有慎者還有地委婦委書記（即婦女部長）常俊亭，還供出了沒有參加工作的知識分子朱新民，王天章（二人均在家中）等，還供出了牛敬安，馬敬亭，魏成義，單子英，以及在國民黨地方部隊工作的孫大光，唐高瑞等。

順藤蔓延，馬上逮捕了曹廣善，曹廣善曾在國民黨白色恐怖下被捕自首過，現在是重新參加革命，又被扣上了“託匪”的帽子。在刑訊中他又胡說了一套，他的口供與魏定遠、郝曉光又不一樣，於是王須仁便採取了新的措施，指名逼供。如問“XX”是不是託派？曹說不是，於是就用刑，—邊加刑，一邊問是不是，直到說是才予松刑接著又問另一個，以求得更多的口供。結果就用這種辦法，將曹廣善活活打死。有人分析，可能是王須仁得到了他們所需要的口供後怕翻案，有意將曹廣善打死的。從喉嚨的事實看，有一定道理。指名逼供這是王須仁等在審訊中的發展，是使“肅託”在黨內迅速擴大的重要原因。這時蘇魯豫支隊第四大隊政委王鳳鳴參加“肅託”並且很快與王須仁勾結起來，王鳳鳴—上來，就主張採取堅決措施，主張多殺一些，王須仁有了主力部隊政委王鳳鳴的撐腰和配合，就更加瘋狂起來了。

按照口供派軍隊持名單逮捕了王天章，朱新民等人，經審訊沒有得到他們滿意的口供，遂後深夜將他們槍殺。接著又逮捕王民三、徐中舒等，審訊中他們只承認參和過“三清團”，其他無結果，也隨即把他們槍殺，他們還逮捕了從“胡團”來幹校學習的營長李高松和政治幹部孫興民，“胡團”是國民黨地方官員馮子固屬下的一個團。團長叫鬍子良，故稱胡團。這個團是在我黨為幫助下建立起來的在胡團中有我黨的總支委會，各連指導員均系我黨黨員，王須仁等殺害了“胡團”這兩個黨員幹部嫌不夠，又利用區黨委委員，政府工作部付部長陳籌的威望，要陳帶人到“胡團”以“受訓”的名義指名要走了朱光松，楊文成兩位連政治指導員，到谷亭鎮即將二人逮起來，如法施以重刑，結果王須仁巴我黨在“胡團”工作的黨員大部分列入他的“託匪“名單之後，就把這兩個同志殺害了。我黨在“胡團”工作的王立然根據總支書記朱煜如的部署再次到湖邊地委瞭解情況，並向地委提出對“肅託”的意見。王立然到地委見到李毅、陳籌、王須仁，提出對“肅託”要慎重，要把事實搞清楚，如果搞錯了自己的人，那可不得了。這時由於王須仁、王鳳鳴的勾結，李毅已經感到不好控制局面了，所以未加克否。而王須仁在一旁則斜著眼睛看王立然，插嘴說：“你們不要受託匪的包圍”。王立然一看不妙，沒有再說什麼，回到部隊立即召開總支委員會議，作出決定馬上把部隊撤離湖邊，以免遭受不必要的損失。這時，朱煜如、王立然等已經認識到是搞錯了，所以又向區黨委寫了一份書面意見，再次提出希望他們要慎重，不要搞了自己的人，表現了共產黨員對黨負貢的革命精神和甘冒風險的勇氣。但是這份意見書，並末被區黨委重視和採納，意見書被壓了起來。

在這向時，王須仁等把史維功和常俊亭二人當作進攻的重點，這是他們進—步殺害黨內幹部、擴大他們的“戰果’’的關鍵。因為史維功是魚臺縣委書記，常俊亭是湖邊地委婦女部長，如果把他們二人打成託派，就可從此殺向地委直至區黨委領導機關了。

在魏定遠、郝曉光的口供中，本來沒有供出史維功的名子，只有一個史謙（即史維先），王須仁則用張冠李戴的辦法，硬說史維先就是史維功。為此多方蒐集史維功的所謂“罪狀”，這些罪狀是：（1）蘇魯豫區黨委調史維功來魚臺縣委工作時表示不滿，沒有立即服從命令，拖延了時間。（2）來魚臺縣委工作後，魚臺縣的工作發展緩慢。（3）說上級不會使用幹部，不會估計幹部，上級對他的批評不接受，這是有意製造上下級不團結。（4）擔任魚臺縣委書記後，雖然經常與地委在一起活動但與地委的關係不密切。（5）曾對人說史映溪（女幹部）是兄妹關係，而史映溪則否認此事。（6）與常俊亭的關係密切，史維功要調女幹部姚煥敏到魚臺七區去工作，王須仁不同意，而常俊亭卻允許將其調走，所謂這些“罪狀”都走日常工作的問題，與作為“託派”的問題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甚至這些“罪狀”是否能夠構成錯誤都很難說。而王須仁等卻作為“託派”的證據，不經上級黨委批准於九月九日逮捕了史維功。

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