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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地屬於參議員沃倫·哈定。我與伍德將軍在他雅緻的藏書室裡見過一次面，對他的舉止和談話印象很深。可惜他的孩子遠不如卓越的父親或端莊的母親那麼討人喜歡。

每週四次我坐專門的渡船從南渡口碼頭離開曼哈頓開始旅行。軍官及其客人（包括我在內）在上層艙享受比較奢侈的食宿，而士兵都坐在下層艙的長木凳上。有一天，我獨自待在上層艙，感到相當厭煩，就漫步走下樓梯與兩個士兵攀談起來。第二天，米徹姆上校來到我輔導他的兒子的書房，對我說，有人看到我在渡船下層艙與士兵談話。這是絕對違反規定的，我不可再讓這種事情發生。這就是1913年美國陸軍的鐵一般的規矩。

我做得不太成功的一份工作，我稱之為“在襯衫硬紙牌上做業務廣告”。最後一個學年的某天，哥倫比亞大學就業辦公室通知我與一位名叫布克曼的先生聯絡，他想把洗衣店插在男式襯衫上的橢圓形紙牌上的廣告位置推銷出去。在與可能願在這紙牌上做廣告的廠商進行聯絡之前，他必須與足夠的願意使用他的紙牌的洗衣店簽訂合同——誘餌是售價從每一千張通常1�40美元降低為1美元。他要我儘可能多地說服當地洗衣店來簽訂合同，每簽訂一份合同，我可獲得15美分。布克曼先生給我用三種顏色套印的很漂亮的有軌電車箭牌衣領廣告作為樣本，這些廣告恰巧與還沒有剪裁過的襯衫紙牌一樣大小。我恭恭敬敬地對洗衣店主說，如果他們與我們簽訂合同，這些就是他們可以獲得的那種硬紙牌，而且可以省下一筆可觀的現金。但是布克曼先生的硬紙牌在最後交貨時卻質量很差，而用黑墨水印的一大堆當地小廣告使它顯得更加糟糕。

也許是由於我的嚴肅認真和天真無邪的熱情贏得了洗衣店主的好感，我訪問過的大多數店主都簽了約。也可能是因為不要求他們付現錢。但並不是全部店主都相信。我訪問的第三家洗衣店是中國人開的，他無動於衷地聽著我的長篇大論，饒有興趣地仔細察看了箭牌衣領硬紙牌，仔細地研究了兩頁合同書，然後遞還給我說：“中國人的洗衣店不用襯衫硬紙牌。”

過了一陣子，布克曼先生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去。在推銷合同方面我已幹得如此出色，所以他要派給我一個更加重要的任務，一個賺大錢的機會。現在我得尋找潛在的做廣告者，使他們簽約使用我們的襯衫硬紙牌上的廣告版面。我首先與第125號街上相當大的零售商店布魯姆斯坦恩（Blumstein�s）聯絡。費了些周折，我才走進年輕的布魯姆斯坦恩的辦公室，他是負責做廣告事務的。我還沒有來得及宣傳，他就厲聲打斷我：“不感興趣！”我徑自說下去，他重複說：“不感興趣！滾開！”我想我該說幾句抗辯的話，可是他說：“你滾不滾開？難道要我讓人把你擲出去嗎？”我只好走出去了。我的熱情逐漸降低，我聯絡了名單上其他幾家商店，結果都未成功。第二天，我這個垂頭喪氣的推銷員向布克曼作了彙報。他十分鎮靜達觀地對待這件事。顯然我的年紀太小了一點，不適合推銷廣告版面，但是我與洗衣店主打交道的效果還是不錯的。於是我回到了老行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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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學生（14）

接下來談談有關與異性交往的瑣事。儘管我在智力發展方面是早熟的，但是人們認為我在交女友和談戀愛方面卻是遲鈍的。13歲那年，在閱讀菲爾丁菲爾丁（Fielding；1707—1754）：英國小說家，代表作有《湯姆·瓊斯》、《阿米麗亞》等。——譯者的《湯姆·瓊斯》時，我不經意地聽到家庭法語女教師康斯坦斯·弗萊希對母親說：“本尼讀的不是一本相當淫猥的書嗎？”母親很有把握地回答：“那些情節他不懂的。”當然，正是母親的遲鈍使得她以為本傑明除了性的問題外，其他都懂得很快。但是實際上我與其他年輕人一樣對性的問題有著好奇心，由於我看書比其他小孩看得多，所以我有許多書使我能瞭解這個問題。不過在實際行動中我的確比其他男孩落後。

一方面，我繼承了——天知道我從哪裡獲得的——說話過於拘謹的性格。我的同事說話粗俗總是使我感到不舒服，若要我說粗話，我怎麼也說不出口。語言上的節制使我一生寡言少語。另一方面，我在女孩面前很害羞。中小學時代，我從未與女生在同一課堂上讀過書。到了大學時代，我與女生的接觸僅限於情竇初開時對康斯坦斯的愛慕以及對一個名叫維奧萊特·加斯納的女孩在心中的幻影似的好感。但這種不自然的狀態不會一直持續下去。在我少年到青年的過渡期，對我很有影響的人是哥哥利昂，他與年輕的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