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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周公。據《尚書》和後來的許多儒家著作講，由於成王仍然懷疑周公，引發了天怒。一年秋天，在莊稼成熟還未收穫的時候，天突然颳起大風，雷電交加，田裡的莊稼全部被吹倒，連大樹都被連根拔起，全國上下一片恐慌。

成王認為天發怒，是由天下人事關係的異常引起的。那些製造流言的傢伙，這時又在成王耳邊說：“天變是不是警告您，要防止周公篡權？不然，怎麼這麼厲害呢？”

聽了流言，成王覺得很有道理。於是，他決定開啟收藏中央文書的金匱，希望從中找到對付周公篡權的方法。

但在金匱中，成王卻意外地發現了武王生病垂危時，周公祈天，請求自代武王的疾病的冊文——克紂次年，武王身體不適，群臣恐懼。周公於是以自身為質，設立三個祭壇，面北站立，捧璧持圭，向太王、王季、文王之靈祈禱願意用自己代替武王去死。第二天，武王的病居然就痊癒了。

成王這才知道，周公對王室的忠誠是絲毫不用懷疑的。他請來周公，誠懇地說：“叔父，你一直盡心勤勞王室。小子我年幼無知，聽信流言，以致引起了天怒，請叔父原諒我。”

後來又有人說周公的壞話，這次周公沒辦法，只好逃亡到了楚國。好在成王又看到自己生病時，周公寫給河神的那則禱文，為周公忠心為國的品質感動得流下眼淚，立即派人將周公迎回來。周公回周以後，仍忠心為王朝操勞。之後，成王也變得成熟起來，再也不懷疑周公了。

周公臨終時要求把他葬在宗周，以明不離開成王的意思。成王心懷謙讓，把他葬在宗周畢邑，在文王墓的旁邊，以示對周公的無比尊重。

成王執政後，按照周公規定下來的典章制度治理國家，重視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並在中原和沿海地區進行貿易活動，使商業走向了發達。成王執政37年，繼位的康王執政26年，出現了“成康之治”的繁榮景象。

周公思想：

周公曾經協助武王推翻商紂的統治，深知紂王亡國的原因，因此十分崇尚廉政愛民，主張“明德慎罰”。

如何統治被征服的地區，是戰爭勝利後的大問題，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武庚等的叛亂，讓周公覺得重要地區不能再用舊的氏族首領，必須把其分封給周族中最可信賴的成員。周公把弟弟康叔封派到商統治的中心地區，以朝歌為都，建立衛國。

周公告訴康叔封，如果有人造反，就要堅決鎮壓，“假如當政的人不對罪犯實行懲戒，上天給我們的法律就會紊亂廢棄。我們應當依照文王制定的刑罰，去懲處那些不可寬大赦免的人”。但是“執行刑罰要慎重。人有小罪，如果不是偶然的過失，而是明知故犯、堅持不改，其罪雖小，不可不殺；人有大罪，如果出於一時過失，不堅持錯誤，不頑固到底，能自首悔罪，無所隱瞞，其罪雖大，也可不殺”。

周公還分封了大大小小的同姓國和異姓國，據記載，周公“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公把周朝的同姓兄弟、功臣、貴族安插在全國各個重要據點，這樣周王室就處在一個安全的屏障之中。而一系列大小奴隸主則構成了周朝統治全國的基礎，也組成了以王室為中心，包括許多諸侯國在內的統治體系。同時周公還向諸侯和周朝人民灌輸“仁”，“孝”等思想，以安定民心，為此他創立了禮樂典章和法制。他制訂的刑法明確規定：諸侯、公卿犯了罪，也要繩之於法——這是說上自諸侯，下至家族之長，如果不能以身作則，只是一味作威作福，不奉行天子的旨意，作奸犯法，也都要加以法律制裁。《尚書·呂刑》指出，一切審判人員必須公正無私地辦案；倘敢違反，貪贓枉法，則嚴懲不貸。周公認為一切枉法行為，不外是五種情況：官官相護、報恩報仇、人事關係、收受賄賂、人情請託。不論是這裡面的哪一種，失職枉法的法官，一律懲處。而且懲處的方法是：“即以其人之罪罪之。”就是說，該案該判什麼罪，就給這個枉法的法官判個什麼罪。周公的“明德慎罰”思想，奠定了中華法系治國的基本理念。

針對商朝的“君權神授”的思想，“周公德治”的理念加以改造，建立起“以德配天”的指導思想。

他提出：“天命不常”，“天命”是和“民情”聯在一起的。因為上天評判一個天子善惡有道與否的唯一根據是“民情”，而人民是最痛恨商紂王那樣窮奢極淫、貪酷殘民的無道之君的。而人民的喜怒就反映了上天的喜怒，因而統治者必須“以德配天”。周公認為，天子應率諸侯百官，首先是天子自己，務須象保育自己的幼兒一樣保育百姓，即所謂“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