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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發展加劇，並使金融迅速成為經濟的“半壁江山”。美國如此，整個世界經濟隨後也如此。這是因為貿易和經濟的全球化助長了經濟金融化的全球蔓延，這也是此次金融危機迅速在全球蔓延的歷史原因。

金融相關率，是指一國全部金融資產價值與該國經濟活動總量的比值。有一組可怕和驚人的資料，雖不十分準確，但具有很高參考價值：在一個世紀前，美國的金融相關率是0�07，英國的是0�03～0�35，德國的是0�12～0�15，法國的是0�16～0�20，義大利的是0�20。100年之後，這一比率提高到3�2以上，發達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高達3�26～3�62之間；少數發展中國家，例如韓國，曾高達4�36。

還有一個可怕和驚人的資料，20世紀50年代中期，同全球各國間的貿易相關的國際間資本流動與貿易之外的國際資本流動之比是9∶1；而到90年代後期，這一比例關係迅速逆轉為1∶45，急劇提高了400餘倍。該資料表明，經濟金融化以及由此帶動的金融全球化已經大大壓過了甚至取代了經濟和貿易的全球化。此次危機前，據不完全測算，全球股市市值及金融衍生商品價值是全球GDP的五六倍。

奧巴馬為什麼希望華爾街回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那樣呢？他就是希望經濟去金融化，迴歸實業和科技。

奧巴馬希望經濟去金融化，迴歸實業和科技。

從20世紀70年代到此次大危機爆發的2007年，全球經濟金融化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2000年前主要是實業和貿易的金融化，後期集中在新實業——資訊科技和網路，既創造了新技術革命，又製造了網路泡沫，體現了經濟金融化的積極和消極的方面，應該說以積極方面為主。2000～2007年，主要是資源和能源的金融化，從炒作石油到包裝和炒作美國土地，再到炒作各種金屬期貨，最終制造了“泡沫鐵三角”，並於2008年全面破滅，引發了危害全球經濟的資源金融危機。應該說，資源金融危機更多地暴露了經濟金融化的消極方面。物極必反。

1　紙幣屯集金融本部（4）

中國金融處在選擇突破方向的關鍵時期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金融化程度不斷提高，且發展速度比發達國家快得多，發展程序短得多。有資料顯示，1978年，我國的金融相關率為95�2％，2000年達到225％。這一程度與美國、日本、德國、法國等發達國家1988年時的326％、392％、294％和254％相比還有差距。選擇這個年份，是因為3倍左右，或許正是奧巴馬政府希望的金融相關率，具有直接的參考意義，中國還應適度向下修正。

從1978年到2000年，我國的金融相關率，22年增長了129�8個百分點，平均每年增長5�9個百分點，但還明顯落後於整體經濟增長速度。2000年後，隨著房地產業的迅速發展，房地產金融異軍突起，準確地說是土地金融異軍突起，這是中國第一個興起的資源金融。緊跟著，煤炭金融、石油金融等也迅速發展起來，並迅速呈現出與國際接軌的趨勢。到2007年，我國金融業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1�9％上升到2007年的4�4％，金融資產高達83�8萬億元人民幣，金融資產佔GDP的比重增長到2007年3�4倍。3�4倍，恰恰相當於發達國家20世紀80年代的水平——醞釀此次大危機時的水平。

換句話說，中國金融業已處在醞釀大危機的前夜，處在合理與非理的臨界點上，處在選擇突破方向的關鍵時期。這是對中國金融業的一個整體判斷。這一判斷說明，處在危機下的中國金融業，既不悲觀，也不樂觀。

萬幸的是，貨幣性資產佔金融資產的比重很大，是中國金融資產的主體，併成為此次中國抵禦金融危機的屏障之一。30年來，我國的貨幣化指標（M2/GDP）由1978年的32％上升到1994年的97�4％和2007年的161�7％。同時，中國的直接融資較銀行信貸發展緩慢，致使金融資產結構以貨幣資產為主。儘管近年來直接融資發展迅速，但證券化資產在整體中比重仍然偏低，而且在證券化資產中企業債比重較低、股票市值低於國債和金融債。這種金融資產格局不利於經濟的發展。

金融總量及其結構告訴我們兩大問題：

第一，金融資產佔GDP的比重已處在合理水平的高點，不宜繼續加速經濟的金融化程序，不宜繼續提高經濟的金融化程度，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