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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裝——延伸的面板》）論述服裝。這裡，我們無法詳述關於服裝的各種理論，而只是從眾所周知的《賣炭翁》一詩中，感受一下服裝的功能。可以說，《賣炭翁》一詩是緊扣“衣服”這一話題來展開的。賣炭翁在“南山”艱辛勞作（“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為的是什麼呢？衣食而已（“賣翁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令人感傷的是，這個處於“飢寒交迫”狀態下的老人希望天氣更加寒冷，因為只有天氣寒冷，炭才能賣個好價錢（“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當老人在“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的時候，卻來了兩個人。詩人沒有直接說這兩個人的身分，而只說了兩個人的穿的服裝（“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最後，這兩個蠻不講理的人用“半匹紅綃一丈綾”，“買”走了老人打算換取“身上衣裳口中食”的一車炭。“半匹紅綃一丈綾”對於別人也許有用，而在老人手裡幾乎沒有任何用處。這位“可憐身上衣正單”的老人要求於衣服的，是它的最低限度的功能－－禦寒。而“紅綃”和“綾”的功能不是禦寒－－用“綃”和“綾”作成的衣服是中看不中用的，它只不過是一種身分的標誌。換言之，它傳達著關於穿這樣衣服的人的身分的資訊——那兩個“買”炭的人只需看他們的衣服（“紅衣”、“綠衫”）就可知道他們是幹什麼的。透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服裝的兩種功能－－禦寒、蔽體的功能和傳達資訊的功能。一般說來，對於溫飽尚成問題的人來說，服裝擔當著禦寒的功能。然而，即使是在這種情況下，服裝仍然擔當著傳達資訊的功能，比如乞丐的身上的衣服也仍然是一種媒體。乞丐不自覺地、默無聲息地釋出著這樣的資訊－－他是乞丐，並且是何種型別、何種“等級”的乞丐。在這一點上，乞丐的服裝與皇帝的“龍袍”，“錦衣衛”的“錦衣”，道學家的“道袍”，和尚的百衲衣，牛仔的牛仔服是同一回事。服裝與人的身分的關係之緊密，可以從這樣一種現象中察知：人們有時直接用一種服裝的名稱來指稱一種相應的性別、社會和文化身分，比如在中國古代，平民被稱為“布衣”，養尊處優、遊手好閒之徒被稱為“紈絝”。又比如，法國作家斯湯達的小說《紅與黑》的標題中，“紅”與“黑”分別指兩種社會階層——“紅”指軍隊，“黑”指教會。（法國當時的軍服為紅色，教士的服裝為黑色，主人公於連想在軍隊發跡而未果，就投身於教會，想透過個人的奮鬥爬到教會的最高位置，成為紅衣主教）。服裝作為一種媒體，以最直觀的方式傳達著關於一個人的所處的時代，他所屬的民族，以及他的性別、社會地位、財產、教養等等的資訊。哲學家們對人下了許許多多的定義：人是“會說話的動物”，人是“無毛兩足的動物”，人是“理性的動物”，人是“會笑的動物”，人是“傳播的動物”，人是“資訊的動物”……等等。但在我看來，把人定義為“穿衣服的動物”更直接了當，更準確。歷史上每一場重大的變革同時意味著一場服裝革命。漢語中的“革命”之“革”，本義為“皮革”，代指帝王將相的衣帽。“變革”的本來意思就是“變服裝”。麥克盧漢說，法國大革命時期“新穎而樸素的衣服”是“向封建階級發出的訊息”，“那時的衣服是一篇政治鼓動的宣言書”。其實，每一個時代人們的服裝都帶有發出“訊息”和“宣言”的特徵。以中國近現代的歷史為例，“中山服”、“毛服”都帶有特定的政治和文化色彩。中國人在十年文革中的服裝（幾億人穿著藍顏色的衣服，以致於有西方學者稱那時的中國是一個“藍螞蟻的國度”）包含著那個時代的政治和文化的豐富的訊息。現今的中國青年男女很難理解，十年文革之後的幾年裡，該不該穿“喇叭褲”、該不該戴“蛤蟆鏡”竟然成為社會的熱門話題。而那個時代的人決不會想到十幾年後的今天，姑娘們穿著特意將肚臍露在外面的衣服昂然自恃地在人前走過，以無聲的語言每日每時地釋出著意味深長的宣言。五六十年前，中國的新女性以旗袍作為她們的旗幟，今天的新潮女性們以最大限度地展示她們的身體為原則，用半透明的、超短的衣衫裙子、褲子作為她們耀眼、刺眼旗幟，營造著世紀之末的文化景觀。

人可能以各種東西為旗（如有作家聲稱要“以筆為旗”），但每一個人首先無一例外地以“衣”為旗。

５．２　“他們”：無所不在的眼睛

恰如麥克盧漢所指出的，人的所有器官及其機能的延伸（如車輪是腿的延伸，電話是口和耳的延伸，電視是耳朵和眼睛的延伸，電腦是人腦的延伸）最終都是一種交往（傳播）媒介。服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