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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乾嘉老輩，以考據訓詁為一生事業。 1917年，北大校長易人。蔡元培出任校長後，委任陳獨秀為文科學長，於是，新文化迅速在北大校園內傳播開來，黃侃等人尊孔思想不受歡迎了。新舊文化在此地激烈衝撞，范文瀾一時陷入苦悶之中。他不願意與守舊的師友一道寫文章攻擊新生的文化，也不願意同革命的青年接近。於是他從研習古文轉向佛學研究，一段時間幾乎成了“佛迷”。 1917年6月，范文瀾從北大畢業，留校給蔡元培當私人秘書，不久因為缺乏社交經驗又不會寫白話文，便辭職，第二年到瀋陽高等學校任教，又因方言太重轉湖南省汲縣中學講授古文和歷史。在教學期間，他潛心學術研究，從1921年下半年開始，范文瀾又先後在南開中學和南開大學任教，編寫了《文心雕龍講疏》、《諸子講義》。1925年，他在天津出版了《文心雕龍講疏》，受到學界名流的一致好評，從此嶄露頭角。該書是歷代研究《文心雕龍》著作中收集資料最全者，在註文中錄入了大量原文，為後來研究者提供了查詢資料與核對的方便。 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警醒了書齋中的范文瀾，他毅然走上街頭參加了反帝大遊行。此後，他開始閱讀新書報刊，改寫語體文。1926年，他在天津南開大學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擔任南開大學黨支部書記，從此積極從事革命活動。這一年他出版了《群經概論》。 1927年5月，天津中共地下黨組織受到嚴重破壞，天津當局通緝范文瀾，他被迫去北京避難，失去了組織聯絡。不久，他到北大和北師大講授文史。在北京，他和黨組織取得聯絡，以大學教師身份作掩護，完成黨佈置的任務，其住宅成為黨的秘密聯絡點。1930年秋，北平當局從他的住處搜查出《紅旗》報，這樣，他遭到監禁，後被北大校長營救獲釋。 1931年，范文瀾又出版了《正史考略》一書。從他出版的幾部著作看，范文瀾對古典文學理論、經學和史學都有深入的研究，為其後來撰寫大部史學著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34年9月，范文瀾再次被捕，被押往南京囚禁，經蔡元培等人具保，次年一月獲釋。回到北平後，他的行動仍受到監視，除中法大學外，各校都不敢聘他任教。他一時報國無門，滿腔孤憤，不得不於1936年夏來到河南大學任教，在這裡，他深受學生們的熱情歡迎。 1937年“七七”事變後，范文瀾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編輯《風雨》週刊，主編《經世》半月刊戰時特刊，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在中共河南省委支援下，他發起成立河南大學抗敵工作訓練班，組織青年學習救亡理論和游擊戰術，還編輯了《游擊戰術》一書。該書出版發行後，在河南很快銷售了5000冊，范文瀾還因此被人誤認為是“遊擊專家”。 1938年6月，日寇進攻開封，開封淪陷，范文瀾隨河南大學師生轉移到雞公山一帶。不久，他辭去了河南大學教授之職，參加了新四軍游擊隊，在河南信陽一帶隨部隊開闢游擊區，又在第五戰區做統戰工作，長期奔波在桐柏山中，曾被譽為“文武雙全的民族英雄”。1939年9月他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時任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的劉少奇決定讓他轉移到延安。第二年，范文瀾歷經艱險到達延安。當時的情景如他在回憶文章中所說的：“快樂得把鋪蓋丟棄在汽車上，多光明的邊區啊！” 黨中央對這樣一位知名教授來到延安很重視，不久便任命他為延安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主任。1941年，他被委任為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兼歷史研究室主任，1943年調中央宣傳部工作。 范文瀾來到延安，得以有機會和毛澤東經常交談，接受毛澤東的教益良多。在毛澤東的影響下，他讀了大量馬列著作和其他進步書刊。他學識淵博，勤于思考，又有了革命鬥爭的實踐和馬列主義理論的武裝，故能很快地運用馬列主義來總結中國歷史的遺產。1940年5月，范文瀾在延安發表《關於上古歷史階段的商榷》一文，這是他以唯物主義研究歷史的初步成果。9月，他在中央黨校講授《中國經學史的演變》，以階級的觀點對中國經學的本質、歷史地位、發展規律作了實事求是的分析，對近代一些代表人物作了有力的批判。毛澤東親臨黨校聽講，又讀了他的講授提綱，專門寫信給他：&nbsp&nbsp　。　想看書來

范文瀾小傳（2）

提綱讀了，十分高興，倘能寫出來，必有大益，因為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清算經學這是頭一次，因為目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復古反動十分猖獗，目前思想鬥爭的第一任務就是反對這種反動。你的歷史學工作繼續下去，對這一斗爭必有大的影響。第三次講演因病沒有聽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