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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變得越來越明顯的是，改革的方向確實有多個。大多數人所堅持的社會主義方向與黨—國精英所堅持的個人利益方向是背道而馳的。但是，這種觀點與第三種觀點是完全不同的——這第三種觀點，在以前看來是完全不可想象的——這就是向資本主義轉變。

乍看起來，黨—國精英主張選擇資本主義似乎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想一想，一個天主教徒會突然之間變成無神論者嗎？美國商會難道會呼籲私有企業的國有化嗎？教友會教徒會把一年的獎品頒發給一個像綿羊一樣軟弱的人嗎？然而，蘇聯的黨—國精英最終卻擁抱了他們曾經在意識形態領域強烈反對過的敵人。如果有誰去對這種轉變作一些審查，他就會發現這種轉變不僅自然而且還特別合乎邏輯。

黨—國精英為什麼會擁護資本主義（2）

黨和國家的領導成員由於位居精英層確實有許多物質上的利益。和一般人相比，他們的工資收入很高。由於工作需要，他們可以使用豪華汽車。他們可以住進豪華別墅。透過特殊安排，他們可以得到質量上乘的食物、飲料和其他消費品。透過廣泛的社會聯絡，他們能確保小孩進入最好的學校讀書。

蘇聯精英分子的物質利益雖然是大大增加了，但是，如果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精英相比，他們在物質上所享受的特權也就相形見絀了。正如我們在第2章中所看到的，在蘇聯體制下，社會上層和底層之間的收入差別，比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差別要小得多。一個蘇聯大企業的總經理的報酬大約是一般產業工人的4倍，而美國企業總裁的報酬一般是普通工人的150倍。

蘇聯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收入從來沒有公開過。但是，《星火》雜誌編輯、蘇聯精英分子的猛烈抨擊者維塔利·科諾提奇在1989年聲稱，政治局委員們的收入每月在1　200盧布～1　500盧布之間，最高領導層的收入也最高，大約每月2　000盧布。當時的蘇聯企業一般工人的收入大約是每月250盧布。因此，在蘇聯體制下，最高領導人的工資是一般產業工人的8倍。1993年，在美國，產業工人的平均收入大約是每年萬美元。這種工資水平的8倍那就是一年20萬美元。而美國高層精英每星期的收入都超過這個水平。

蘇聯高層領導擁有舒適的住房，但是，它也不能和美國公司和政府部門的高層領導的私人住宅相比。戈爾巴喬夫總統本人住的是一套有四間住房的、外表很普通的房子，坐落在列寧山區。緊鄰著是希武德那茲將軍的家和另一個不知名人士的家。蘇聯前總理尼古拉·雷日科夫在退休之後，在莫斯科郊外有一個舒適的家，但是，要是在美國，一個比較成功的醫生和律師就可能擁有這樣一棟房子。尼古拉·雷日科夫的財富和權力是無法和資本主義國家的高階官員相比的。

對於蘇聯黨和國家的中級和下層領導來說，物質方面的報酬就更加有限，要知道，蘇聯是世界上兩個最大的超級強權國家之一。美國研究蘇聯政治問題的專家傑裡·霍克（Jerry　Hough）這樣來描述他們的狀況：

相比較而言，蘇聯行政人員的工資很低，而且生活狀況很可憐。明斯克（白俄羅斯共和國首都）黨委第一書記和妻子、女兒女婿一起生活在一套兩居室的房子裡，而有一些高層領導和妻子住的是在列寧格勒的一居室的房子。

蘇聯黨—國精英不僅在物質生活條件方面比西方國家的領導要差很多，而且，正如我們在第2章中所看到的，他們這種生活水準在很大程度上還是靠他們個人職位的臨時津貼來維持的。黨—國精英所享受到的奢侈品——豪華汽車，較大面積的住房等——都是工作需要的補貼，而不是私人財產。在蘇聯社會主義制度下，透過合法的途徑積累物質財富幾乎是不可能的。積累了一定物質財富的蘇聯領導人總是擔驚受怕，唯恐有一天被人發現或被起訴，因為這樣的事情總是時有發生。而西方大公司和政府的領導人除了有與工作有關的臨時補貼外，還擁有個人的財產（一般來說，這些政府領導在進入政界之前曾經是以做生意為職業的）。

在美國和英國，當一個政府領導人失業時，他的私有財產可以維持家庭的消費水平。但是，蘇聯領導人的特權卻是靠領導位置來維持的。即使是高層次的精英們也害怕招致他們的上司的不高興，他們知道一旦失去職位就意味著要失去與職位相聯絡的權力和威望，而且也意味著要失去與職位相聯絡的目前的生活水平。而且，沒有什麼物質財富可以傳給自己的子孫。

在20世紀80年代，越來越多關於西方國家的資訊傳進了蘇聯。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