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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西方的影視節目在蘇聯上演，到西方觀光旅遊的人也越來越多。蘇聯黨—國精英開始意識到自己的生活方式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同級別成員的生活方式之間的巨大差別。我們上面所談到的蘇聯問題研究專家傑裡·霍克，在介紹蘇聯領導人的可憐的生活狀況之後，繼續指出：“在這種行政制度下的政府官員，如果在西歐政治制度下，可能生活好得多，現在他們也知道了這一點。”霍克認為，可能就是這一事實使得蘇聯的體制發生了革命性的改變，“當許多原蘇聯黨—國精英最終認識到不值得為這一政權制度奮鬥並且放棄奮鬥的時候，這一政權制度也就倒臺了”。　。　想看書來

黨—國精英為什麼會擁護資本主義（3）

當然，既然黨—國精英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可以生活得更好，而且他們也知道了這一點，那他們為什麼不放棄對原有制度的捍衛呢？這個注重實際效益的、只注重個人利益的集團，有各種各樣的理由改變他們對社會主義事業的忠誠，支援以資本主義來代替社會主義。轉向資本主義，就可以允許他們擁有生產資料，而不僅僅是對它們進行管理。他們就可以合法地積累個人財富。他們就可以不僅僅是透過自己的社會聯絡和影響，而且可以直接透過財產的轉移，來保證他們子孫的前途。

改變自己信仰的唯一障礙就是意識形態。那些真正信仰社會主義的人，要實現這一轉變確實是不容易的。當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在1991年下半年垮臺的時候，一些真正信仰社會主義的人由於他們所獻身的事業的失敗，因為感到巨大的精神壓力而自殺或者從此一病不起。但是，這畢竟只是一少部分人。大多數注重實際效益的人就像他們早年一樣，很快就改變了信仰。

兩代人之前，也就是在1939年，在斯大林和希特勒簽訂和約以後，蘇聯黨—國精英一夜之間從反對德國法西斯轉變到批評英國帝國主義野心。兩年以後，當德國侵略蘇聯時，他們又立即轉變立場開始反法西斯主義。諸如此類的意識形態的迅速轉變，很早以前就在蘇聯高層領導中表現出來了。在20世紀80年代末，當共產黨的紀律已經完全渙散，已經出現政治逆流的時候，黨—國精英就不得不為自己打算了。事實表明，為了獲得那些可以感覺到的私人利益，他們是有能力實現這種信仰的轉變的，就像他們的前任們為了保住自己的職位，有能力轉向對上級領導唯命是從。

在1991年6月，一個美國的蘇聯問題專家對蘇聯精英分子的意識形態進行了研究，大量的經驗事實證明，當時的大多數精英分子轉而支援資本主義。研究者對記錄在案的當時的團體討論進行了分析。圖7—1就是研究的結果。在這次研究中，我們把莫斯科的精英分子包括一些個人劃分為知識分子，而不是把他們作為黨—國精英，而且這次的研究不是以隨機抽樣進行的。儘管如此，結果仍然給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幅令人驚訝的圖景，在蘇聯上層社會中幾乎沒有人支援社會主義制度。只有的人被劃為“民主社會主義者”，即支援努力改革和實現民主化的社會主義的人。不到10％的人被劃為“共產主義者”或“國家主義者”，這與我們的保守派的概念是一致的，他們是對蘇聯體制進行政治經濟改革的支持者。正如我們在第8章中將要看到的一樣，當時的民意測驗表明，與這些精英分子完全不同的是，民眾從總體上是擁護社會主義的，而只有一少部分人贊成資本主義。

精英分子放棄社會主義制度這一過程，是怎樣被人們認識到的呢？早在1987年，許多黨—國精英就開始離開自己的職位而變成了資本家了——也就是說，他們建設的或者說為之奮鬥的是新的私人企業。作為這一程序的一部分，各種各樣的國有企業、社會主義經濟被它們的管理者不動聲色地、偷偷摸摸地轉變成了私人的、有利可圖的企業。這一做法在進行了好幾年之後，又變成了官方的政策。這一程序的另一方面是由黨—國精英來完成的，在1989年到1991年之間，他們從得到戈爾巴喬夫的支援到最後得到葉利欽的支援。在這一轉變過程中，他們聲稱他們對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有了新的覺悟，他們認為私有財產和自由市場是俄羅斯唯一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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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者轉變為資本主義者（1）

在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期，蘇聯禁止私有企業活動的法律開始逐漸鬆動。正如我們在第5章中看到的，1988年關於合作的法律條文使小型的私人企業迅速發展，成千上萬的小工廠出現了。一些新的工廠只是在形式上是合作的，實質上卻是資本主義企業。到1990年，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