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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親資本主義聯盟的勝利並不是全靠運氣。戈爾巴喬夫革新和民主化社會主義的大膽冒險要想成功，不僅要依賴於各項改革計劃的技術可行性，而且要看戈爾巴喬夫及其戰友能否獲得必要的政治支援並將這些計劃付諸實施。由於改革削弱了蘇聯體制最高層領導統治集團的權力，廣大的黨—國精英就成了決定性的政治勢力。

試圖以稍加修飾的變革儲存舊體制的保守派領導人，沒有得到精英們的多少擁護。因此，1991年夏的政變策劃者不久就發現他們十分孤立。但戈爾巴喬夫和其他提倡社會主義改革的人也難以把精英們聚攏到他們周圍，因為精英們越來越對他們的改革方案持懷疑態度。大多數精英的結論是，一種民主化的社會主義形式不能給他們帶來多少東西。改革路線有可能削弱他們的權力和物質特權。一旦蘇聯體制的未來道路付諸由公開性政策所引發的嚴肅的內部爭論，擁護資本主義的精英人數就會出現驚人的增長，因為這條道路看起來是唯一能夠維持甚至增強他們的權力和特權的。

在西方，鮑里斯·葉利欽的政治意義遭到了普遍的誤解，人們把他首先看成是一位民主的擁護者。作為一位改革初期階段升起的、曾經擔任過莫斯科共產黨一把手的政治新星，葉利欽利用新的公開性所賦予的優勢發動了一場反對最高領導層的運動，首倡進行含義並不十分清楚的、激進的政治和經濟變革。這樣的姿態為他獲得了民主知識分子和普通選民的擁護。但是，自從1990年5月當選俄羅斯共和國領導人以後，葉利欽對戈爾巴喬夫和保守派的勝利就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是否有能力贏得黨—國精英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那部分人的支援。透過向精英們清楚地表明他將迅速掃除社會主義、儘快使俄羅斯走向資本主義的決心，他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因此，有關蘇聯體制出人意料地突然終結與和平讓渡的最終解釋是：它被它自己的大多數精英拋棄了，隨著蘇聯體制的發展，把這些人和任何社會主義形式聯絡在一起的物質和意識形態紐帶越來越脆弱了。這是一場來自上層的革命。

黨—國精英的成員們在拋棄社會主義、建立資本主義的過程中起著不同的作用。有些人早在1987年就利用他們手中的貨幣和其他資源，開始從事私人生意了。其他人則成了推動資本主義進入俄羅斯的政治領導人。對於這些精英來說，從捍衛社會主義到贊成資本主義的立場轉變需要某種戲劇性的世界觀轉變。面對無數的前蘇共官員突然轉變立場，許多西方觀察家感到無所適從，甚至抱著些許的懷疑。但從斯大林時代以來，蘇聯的領導層就經常在關鍵的政策問題上遇到尖銳的反對意見。到了80年代，意識形態對於大多數蘇聯精英來說已經很長時間不具有任何實際意義了。對於這個集團中的那些高層的、實用主義的成員來說，把宣傳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換成鼓吹私有制和自由市場，已經不是什麼難事了。用不著放棄什麼堅定的政治信仰，因為他們一開始就沒有。雖然確實也有一些蘇聯精英真正信仰某種社會主義，但他們畢竟只佔極少數。

蘇聯體制（4）

蘇聯共產黨精英在把資本主義引進蘇聯方面起著關鍵的作用，這種觀點是與根深蒂固的西方人的觀念相反的。西方分析家們花了幾十年的時間來歷數蘇聯體制的罪惡，並把蘇聯共產黨精英看成是這些罪惡的魁首。當蘇聯體制突然走到盡頭時，西方分析家們自然就傾向於把它解釋成對蘇聯精英的勝利。按照西方主流觀點的解釋，在蘇聯的計劃經濟最終走向崩潰時，蘇聯精英為此使盡招數，但最終沒有得逞。在蘇聯人民開始遊行、開始投票贊成民主和資本主義時，蘇聯精英還想負隅頑抗，但最終還是失敗了。同樣是這些為了引進西方式的資本主義而在導致蘇聯垮臺方面起過主導作用的蘇聯精英，在許多西方分析家眼裡簡直就是不可理喻的。

一些原共產黨官員在新俄羅斯變成了資本家，這沒有逃出西方分析家們的視線。然而，它被解釋成這些精英們對自己力求挽回的局面的最好利用。有人甚至認為，這是原共產黨精英佔了資本主義群眾革命的便宜。在我們看來，精英們沒有必要佔別人的便宜，因為他們正是首先發動這場革命的人。

把蘇聯垮臺解釋成一場得到蘇聯黨—國精英支援的資本主義革命，並不是說這是幾個高層官員秘密操縱的一場陰謀。在蘇聯，發生過一場複雜的###，許多團體都被牽扯了進去。正如我們將會看到的，資本主義的擁護者除了黨—國精英外，還有許多不同的社會群體。他們中有些人是有意識地擁護資本主義的，而且公開地表達過自己的新目標。其他許多贊成私營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