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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有關蘇聯垮臺的權威解釋強調民眾對該體制的自下而上的反對。在這種觀點看來，一個基於強權的社會只有在它的領導人有能力隨意使用鎮壓工具的情況下才能存在。一旦真的進行自由改革，就會給人民以打破鎖鏈的機遇。當蘇聯總統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沒有使用武力去捍衛現行體制時，這點就很清楚了：來自下層的群眾運動透過選舉、集體遊行、罷工和分離運動等，終於和平地瓦解了現行體制。受壓迫的人民把票投給了資本主義，受壓迫的民族主義者從莫斯科的樊籬中獲得了自由。

雖然許多普通蘇聯公民確實表達過對現行體制的不滿，但這第二種解釋同樣有著嚴重的缺陷。儘管大多數蘇聯人民和戈爾巴喬夫及其親信一樣，希望市場力量在蘇聯經濟中起更大的作用，但民意調查顯示，只有少部分蘇聯人想要美國那樣的資本主義。快速轉向資本主義看來並不是民眾所希望的發展道路。

同樣，除了幾個小共和國之外，絕大多數原蘇聯人民都想要保留聯盟。就在聯盟解體九個月前，一項旨在保留聯盟的全民公決還是贏得了的票數。雖然人民希望進行經濟和政治變革，但他們顯然既不想要資本主義，也不想要政治解體。這讓人不得不對認為民眾壓力和群眾革命能夠解釋蘇聯體制的終結和轉變的觀點表示懷疑。

蘇聯國家社會主義的擁護者所提供的解釋，比上述把蘇聯垮臺歸因於不可避免的經濟崩潰或者群眾革命的觀點更加沒有說服力。一些蘇聯官員抱怨說，外來壓力動搖了蘇聯。但主要的西方勢力在蘇聯體制剛剛建立時就已經這樣做了，它們確實曾使出所有的壓力想去擊敗它。如果它們在蘇聯仍然弱小和落後的時代尚且未能得逞，那麼在蘇聯已經達到其國力和成就巔峰的時候卻能成功，這難道不讓人感到莫名其妙麼？

舊政權的其他擁護者提到過蘇聯內部高層的背叛。按照這種觀點，戈爾巴喬夫總統打著改革和復興蘇聯體制的旗號，實際上乾的是破壞它的勾當。但細心閱讀戈爾巴喬夫的言行記錄，就會發現他是誠心誠意地想要革新社會主義，而不是用資本主義來取代它。甚至在1991年未遂政變之後，戈爾巴喬夫此時再堅持社會主義已毫無所得了，但他還是堅持要這樣做。再說，他也為了聯盟的完整一直奮鬥到最後。

上述四種觀點都有其正確之處。蘇聯在斯大林時代所採用的、之後在改革前一直未受根本觸動的、獨特的經濟管理形式，確實有著嚴重的缺陷，而且時間越長就越嚴重；蘇聯人民要求自由和民主的呼聲，確實也在體制終結中起過重要作用；西方的壓力也是確實存在的；而且，即使戈爾巴喬夫本人沒有，他的一些高階助手也確實放棄了社會主義的信仰，而那時他們仍然佔據著有影響的位置。然而，這些因素中沒有一個，甚至加在一起也不能充分地解釋事件的前因後果。

本書給出了不同的解釋。20世紀70年代中期，蘇聯經濟狀況就已經嚴重地惡化了。在微小的調整未能改善經濟狀況之後，以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為首的新的領導層開創了一條重大的結構改革之路，目標就是民主化和復興蘇聯社會主義。然而，讓戈爾巴喬夫和他的改革派始料未及的是，他們所實行的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改革，其結果是創造了一個新的集團和階級聯盟，這個聯盟喜歡的，卻是用資本主義取代社會主義。

蘇聯體制（3）

鮑里斯·葉利欽，這位1990年成為俄羅斯共和國總統的政治家，成了這個聯盟的領袖。為了贏得權力，這個聯盟必須撇開兩個敵對集團——一個是那些試圖革新社會主義的人，它以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為首；另一個就是想要儲存國家社會主義體制只允許微小變革的保守派，典型代表是1991年8月企圖政變的那幫領導人。親資本主義聯盟之所以能夠取得政治勝利，是由於得到了顯然屬於另一個集團的人的支援——蘇聯體制中的黨—國精英。

蘇聯廣袤的面積和眾多的民族，一度是被國家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和政治制度維繫在一起的。由於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改變了這些制度，多民族的蘇聯便開始鬆散離心。新的聯盟本來是可以重新形成的——確實，1991年差一點就成了——但這一目標與俄羅斯人占主導地位的政治聯盟的政治野心相沖突，這個聯盟發現，只有把俄羅斯和其他蘇聯加盟共和國分離開來，它的權力才能鞏固。這就最終葬送了聯盟。

儘管沒有人事先預見到這一連串事件會發生，但我們還是能夠看出蘇聯國家社會主義的基礎結構是如何使這種結果成為可能的。雖然許多偶然因素在這一過程中起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