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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勢，若是非得讓臣在那裡才鎮得住，那隻能證明經略遼東的政策是失敗的，是臣以欽差身份、以陛下寵信之臣的威望，強行彈壓。這種政策，如水中浮萍，無根無底，那它也就沒有推行的必要了！”

朱棣哈哈一笑，說道：“你倒自得的很，看來對你治理遼東的方略，你是很有信心的。好，你再說說，還有什麼難處，需要朕來解決？”

夏潯神情一肅，鄭重地道：“皇上，剩下來這兩件事，如不是皇上您點頭，那就根本沒有施行的可能。

可是臣以為，這兩項政策，對遼東……不止是對遼東，我想對我大明其它地方，也有借鑑意義。若它得以施行，遼東當可如陛下所希望的那樣，成為我大明邊牆，堅不可摧，若不然，這兩件事，早晚成為我大明自毀長城的根由所在！”

夏潯這一說，朱棣登時慎重起來，忙也身形前傾，凝神道：“文軒，你仔細說來！”

夏潯提的這兩件事，歸納起來就兩句話，一是民族政策、二是軍隊改革。

這兩件事聽著簡單，但是因為遼東部族的獨立性比較強，所以在大的範圍上，這兩項權力卻分別歸屬於外交和國防，要改變這兩項政策，的確需要皇帝點頭，他是一等公爵也好、皇帝特旨任命的幕府將軍也好，都無權變動。

夏潯的主張上，對原本的歸附部落的處置政策，有一緊一鬆兩個改變。

緊的方面，夏潯反對原來對歸附部落過度的縱容和粗放式管理，不贊同讓他們劃地自治，保持自己原有的部落建制和生活方式，希望讓他們儘量和大明邊民融合雜居，同時以先進的生產方式，逐漸滲透到這些以遊牧和狩獵為生的部落中去。

松的方面，是洪武元年時起，禁了胡語胡姓；洪武四年起，禁了胡禮；洪武五年起，強令蒙古人、色目人不許與本族內嫁娶，違者治罪……這實際上也是朱元璋謀求民族融合的手段。還有比婚姻嫁娶更好的融合方式麼？一旦他們與漢人結成家庭，其生活方式、思想意識漸漸就會發生變化，與夏潯的目的其實並無二致。

但是夏潯反對這一政策，因為這種想法是好的，可實際上這種不合情理的行政性命令，根本不存在推行的可能。就像到了現代，法定婚姻年齡是二十多歲，可南方有些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根本不予理會，十三四歲的小姑娘照樣嫁人生子，計生委的人敢去幹涉麼？鬧大了就是民族性質的事件，只好聽之任之。

胡人的禮法雖不似漢人一般重視傳承和祖宗，可是強迫其改姓更名、換一身漢服，這也是令其極為反感的，這種形貌上的變化，並不能改變他們的本心，而且施行起來非常困難。就像朱元璋不許沒有功名的商賈、平民穿絲綢一樣，只要人家家裡有錢，大不了出門的時候外邊套一伴布衫，在家裡時更是一身綾羅，誰管得著？

少數民族更是這樣，這種強迫性的政令，只能讓他們在戶籍登記時胡亂取個漢名，出門在外時穿一身漢衣，而且這還是特指北京、大同等一帶地方，在遼東地區對歸附的部落，朱元璋擔心他們驕悍野蠻，與漢人生事，對他們的安置基本上都是劃地自治，這種情況下推行以上政策更是絕不可能。

至於強迫的禁止本族內部嫁娶，更是有其令而根本未得施行。這是朱元璋理想主義的一個想法，具體做事的官員不想陽奉陰違也得陽奉陰違，這和元人劃分四等人，對漢人和南人的政治權利、人身權利固囿重重有異曲同工之妙，屬於一種歧視性的戒備，除了挑起民族對立和不斷的衝突，根本無甚益處。

這些強制性的同化措施，是急功近利的，它只注意到了這麼做，歷經幾代之後能夠達到的效果，卻忽略了執行它的人，是有自己的感情和思想的，這些粗暴簡單的政策，只會讓一些真心歸附的部落也覺得朝廷歧視他們、不信任他們，不利於懷柔和爭取。

這些事情，夏潯每一件都講得非常仔細，反對什麼，因為什麼反對，贊成什麼，因為什麼贊成，理由講完了就舉出非常詳細的事例，夏潯道：“遼東強迫嫁娶的極少，這條政令名存實亡。即便在有條件的地區強力推行，他們明明在本族內部有可意的佳偶，卻得迫於政令，強迫另擇婚姻。結果大多是製造了一對怨偶，進而造成兩家的矛盾，然後便是兩個族群間的衝突啊！”

朱棣就藩北平二十多年，這些事他並非一無所知，對夏潯所說的“與其強迫融合，反而迫其對立，不如潤物無聲，雖需時日更久，反而更見成效”的說法深以為然，朱棣輕輕點頭道：“嗯，朕久居北京，這些事情也時常聽說。你所說的這些，朕大體贊同，只是所涉具體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