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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為時不久，那可憐的喜劇，就展開在我的眼前，這便使我怒不可遏了。

現在西方的民主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前區；如果沒有民主主義，那馬克思主義就無從產生的，所以民主主義，實在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源。

民主主義的外形——議會制度——它像是“一種穢土和火中的怪物”，可惜這火的燃燒太快了。

這真是幸運，我得機會居住在維也納，因而能夠考察這個問題。

假使當時我在德國的話，這個問題解答，恐怕就不能這樣輕易。

倘若我在柏林的時候，便得知了為一種所謂“國會”的荒謬，那我或許會得陷於極端的反對，而且不惜盲目的和那些為人類和時代的敵者聊成了一氣。

這種事在奧地利實是不可能的。

因為這並不像由這一個錯誤移轉到別個錯誤上去的那樣容易。

假使在說國會是毫無價值的東西，那麼哈普斯堡族是更無價值了。

由國會來決定國來，所得的結果是秀是為利，但是，決不是一個所能負責的，而且也沒有一人能夠說明它的原故。

一個政府做錯了不少的事，因而引退了，但這政府豈能說是負責改變政黨，或是解散國會，這也豈能說是負責？因為多數的人既時常在更動，這又怎麼能夠叫他負責呢？不是責任觀念和人格有著密切的關係嗎？

但是，如果政府的各種措施；須得顧全到多數人的意向才喜怒，那麼，事實上又豈能對領袖人物提起公訴來呢？

豈一個做領袖的政治家他的事業並不重在有獨創的思想和計劃。

而竟重在使他提議能為一群愚人所能瞭解，以求得他最後的同意的技術嗎　？政治家的標準，豈是專門在遊說方面，而不在對重要的行為和決議具有當機立斷的政　治手腕嗎？世界的進步，不是出於個人的腦力而是出多數人集合的智力，這是我們可以相信的嗎　？我們豈是懸想將來的人類文化不是由這觀念而來的嗎？反之個人的腦力不是現在較之往昔更為需要嗎？

國會取決於多數的原則是在否認個人的權力，而代以到會的多數的議員，這實在是違反了貴族政治的基本原則的貴族政治中所謂上等階級，這並不是我國今日的腐改的上流社會。

讀猶太人的報紙的人，如果不知道自己去加以思考，那必定不容易會得設楊到近代國會制度的流弊的。

這就是因為不學無術的人充斥在政界中的主要原因。

因為真正的領袖，他既脫離了這種不重創造和生產而以賄賂博取多數贊助的政治活動，那麼，政治的活動，必定和低能者發生妥協，而且這是低能者所極喜歡的。

多數絕對不能代替“人”這是我們必須牢記的，多數常是愚蠢的政策和懦弱的政策的辯護者，合了—百個愚夫，不能成為一個聰明人。

所以基武的決斷，決不能從一百個懦夫中得到。

民主政治的結果，就使國內重要的職位，有著極速的更動，這種事無論在那一種的情形中都是很不利的，而且易於發生在十分惡劣的影響，這因為不僅是庸碌無能的愚蠢得，因此得到了犧牲。便是那僥倖在位的真正領袖，也要受到更大的犧牲　的。

這結果，便是領袖階級愈加感以了精神上的頹喪；而國家的前途，那是不論什麼人都可以想見得到的。

普通我們對於“輿論”兩字的概念，僅有一小部分是根據了我們本身的經驗和知識，至於主要的部分，還是根據了我們的聽聞。

而這種聽聞。常常由“啟迪”的形式來鄭重的詔示著我們的。

民眾的正當眼光，僅能覺察到靈魂和智力的苦悶的結果。

在政治“教育”（這裡可稱之為“宣傳”）中，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報紙，因為報紙是從事於“啟迪文明”的工作，對於成人的竟不一種學校。

這種教育，不操之於政府手中，而竟為卑劣的勢力把持著。

我在少年時代居住在維也納，得有絕好的機會認識了這民眾教育要關的主辦人和計劃人。

最初我很詫異。他們競能在短時期中用了欺騙的手段來轉變公眾的真正的志願和意見，而為國內的惡勢力造成一種確定的輿論。

但是，幾天之後，這種謬論，竟成了國內的重要法令，同時，一切重要的問題，反而竟無人去過剖析，或竟不再受民眾的記憶和注意了。

他們往往在幾星期之內，在無聲無臭中一躍而成為名人了。

在一般人的心理，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