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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個能握那些應考人生死大權的人。那些在省級考試成功的稱為舉人（像碩士），有資格參加在京城舉行的國考，它稱為“會試”，又稱為大比，意即全國有才學的人的總競賽。它每三年秋天在京城舉行一次，而跟著於次年春在皇帝自己的監督之下舉行殿試。那些成功的成為進士，分為三等。所有進士都是終身的榮銜。甚至舉人和秀才，也獲得在儒家的學者階級上的固定的地位。這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在中國人的傳記上，出生及死亡的日期可能略去，但他在那一年中舉人，在那一年中進士，卻常是被提及的。

殿試的進士第一名是全國的文學冠軍（狀元）。取得這種光榮是每一個聰明士子的希望。當時有一句俗話說：“生舉人，死進士”，因為當他是一個舉人的時候，還可成為全國冠軍，但對於一個進士，這種機會便已經失去了。考試的管理是十分嚴格的。每一階層參加考試的人都需檢查身體。他們在鄉試時被關在小房間裡三天，直至考完為止。自帶食物，因為試場只供給開水，到廁所去也有人監視。在會試的時候，甚至主考官自己也被關在宮殿裡，因為考試是在皇宮舉行，而主考官員禁止與外間交通，直至評選完畢，結果已經公佈為止。這意味著至少有數週之間與世完全隔離。有四個辦公室來管理那些考卷。其一辦理考卷的接收和登記；其二把試卷上考生的名字換上號碼，且要妥當地緘封加印；其三，把試卷用紅筆重抄一遍呈閱，以避免考官認得某個人的筆跡而徇私；其四，校對用紅筆抄謄的抄本和用墨筆寫的原本有無錯漏。大主考常是教育部長或翰林院院長，由次長及其它由皇帝自己個別選派的傑出官員來幫助。最後各官員同意一個考取的名單，那些被考取的便名登“金榜”。再選取十篇最好的試卷，狀元將在這十篇試卷之中選出，把作者的名字揭開後，呈請皇帝鑑閱。然後皇帝和那前十名會見，親自口試，且記錄下他們的儀容及他們的才氣，他們的性格及他們回答問題的能力，而作他自己的品評，核定前三名。最後，皇帝陸下親自為全國文學冠軍簪花掛彩，有時介紹一個公主給他為妻。他被加冕，乘著白馬在京城的街道上游行。

所有這些都有助於統治階級、知識貴族的形成，及古代中國對學術的最高尊敬。（皇家考試製度自八世紀唐朝開始，在後來各朝代均有修改。）統治階級當然都是儒家，而他們被要求遵守儒學榮譽的規律比別人更嚴，但同時免除他們在法庭上受肉體的懲罰。整個看來，社會的骨幹是一群知識的貴族，相信學問與理性為至高無上，而且知道它的權力與責任。

據耶穌會說，歐洲十八世紀唯理主義者，如萊布尼茲、福祿特爾，及狄德羅等的狂熱，就是為這個事實所引起的。孔子的人文主義對於歐洲啟蒙運動的哲學家有相當影響。這些人相信科學的進步及建立在理性典型上的人類社會秩序。儒家的中國對於他們似乎是代表一個這樣的事例。萊布尼茲的單元及先天和諧的概念即使不是直接為新儒學所啟發，也和新儒學的觀念相似。他讚揚儒家注重實際生活及在社交上有用的教育。萊布尼茲事實上是看見儒家思想系統而狂喜。在他的《最新的有關中國的報導》（Novissima　Sinica）的序文中說：“在我們之中世事進行的情況，在我看來似乎是這樣的，鑑於道德的腐敗已進展到漫無止境，我差不多認為中國的傳教士派到我們這裡來，教訓我們自然神學的目的及如何實施，像我們派遣傳教士到他們那裡去教給他們啟示神學一樣，是有其必要。因為我們相信如果一個有智慧的人被任為法官——不是評判女神的美，而是評判人民的善——他將賞給中國人以金蘋果，除非我們用一種超人的善——基督教的神聖禮物——在高貴上勝過他們。”

同樣，福祿特爾，他是反教權及反對超自然神學而相信理性的，在其《國民道德與精神論文集》（Essais　sur　les　moeurs　et　l'esprit　des　nations）及《哲學辭典》中廣泛地談及中國。他在談及許多其它事情中說，人不必為中國人的許多優點所困擾，但你至少要承認他們帝國的組織是在真理中，是此世所曾見過的最好的，而且是唯一建立於父母權威之上的。我認為福祿特爾把中國想象得比它實際好，雖然他生的時代正當中國在康熙及乾隆的迷人統治之下。他問：“我們歐洲的王子們，你們聽見這樣的例項，應該怎樣做呢？讚美而且慚愧，但仿效是最重要的。”

狄德羅在他的百科全書裡說：“這些人民，被賦予一種精誠團結（Consentiment　unanime）的精神，他們的歷史悠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