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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識上、藝術上、智慧上、政治上，及對哲學的趣味上，都超乎一切其它亞洲人；甚而在某些作家的評判中，他們和歐洲最開明的人民爭奪在這些事情上的榮譽。”在幹隆皇帝治下的和平及藝術發達的時代中，這的確是真的。

在洛可可時代中，中國顯示為理性的國土，而歐洲人有嗜好中國東西的時尚。一七○一年，萊布尼茲的柏林科學會得到種植桑樹來養蠶的許可。十八世紀英國的中國園藝成為風靡一時的好尚。在社交場合中，男人戴辮子（如喬治·華盛頓所為）及穿著染色絲緞，某些朝臣及貴婦在肩輿中被抬過。

如果歐洲人思想的理性時代，不是在跟著來的世紀中，大部分被機械物質主義的高潮所取代，我不能猜想它發展的路線將會怎樣。中國人繼承的遺產與歐洲人繼承的遺產（希臘哲學，經院神學，伽利略，培根，笛卡兒等等）不同，因此導向不同的發展。西方人生而“有刀在他們的腦裡”；邏輯的武器太利，差不多能把一切和它接觸的東西都切開了而冒犯了真理。因為真理常是整個的。超自然的神學失勢，但人心的經院式習慣仍然存在。人開始用解剖自己來研究他自己。他產生某些幼稚的、準科學物質主義的怪物，把自己推下海中。但至少理性主義跟著是浪漫主義，東方人和西方人行動相似。在中國，浪漫主義對儒家理性主義及儀文禮節的反動，是以老子及莊子的道家形式來臨。浪漫主義是對純理性的不可免的心裡反動。人會對理性感到可怕地厭倦，一個人常要在其中遵行嚴格的理性的社會會使一個成年人覺得厭煩，正像一間由一群男女僕役洗刷、打掃，及整理得非常整潔的大廈對於一個常態的兒童一樣。人是有感情的，且有時有不合理的夢想。因此，浪漫主義必然常跟著理性主義而來。

凡對於中國理性主義是對的，則對於任何理性主義的哲學，及對於為將來世界社會所做的任何設計，也是對的。讓我們組織生活及社會，但一個聰明人會看出生活及社會不能組織得太嚴密。如果中國每一個人都履行他儒者的責任，而每一步都按照理性來走，則中國不能延長到二千多年仍然存在。任何在方法上是機械化的唯物主義哲學（儒家並非如此），必然會比儒家理性主義更進一步，談到生產者及產品時，都用所做工作的單位來表示。一個機械化的心產生一個機械化的世界，且進而按照蟻和蜂的完全合理的社會模型來組織人類的生活。它必然產生馬克思社會主義，在其中只有生產是好的，而人類的個體必須為此而犧牲。在赤色中國的公社中，人已向著蜂蟻的社會看齊。我將在唯物主義那一章討論機械化的心在西方社會的發達。中國有幸，中國人有一半時間是道家。

第四章　道山的高峰

埃默森說：“亞里士多德及柏拉圖被公認為兩學派可敬的領袖。一個聰明人將會看出亞里士多德已柏拉圖化……我們永不能退得這樣遠，妨礙另一種更高的見解產生。”人們可以說我在前面一章中已把孔子柏拉圖化，表示儒家並非全無一種較高的見解。在陸九淵（一一三九年至一一九二年）的新儒學派中，甚至在康德及黑格爾之前七個世紀，已發展成一嚴格的“形而上的理想主義”，“天地可廢，理不可廢”。

每次我想寫點東西來談及著作《道德經》的老子，我都讀一點埃默森來使我自己有適當的心境，但並不是因為他們的表現方法或風格的相似。老子充滿似非而是的雋語；埃默森則只偶然如此。埃默森的金塊散佈在他光亮較少長文的碎石中，老子則把他深奧的智慧擠入光輝密集的五千宇裡面。從來沒有一個思想家用這麼少的字來具體表現一種哲學的全貌，且曾對一個民族的思想有這麼大的影響。也不是因為他們思想的內容有某些相似點，雖然在埃默森的“談迴圈”及“談報酬”那些散文中，有許多處談及道家。倒不如說是因為埃默森，像老子一樣，能給人的靈魂以一種刺激，每一個在大學裡的青年都必然曾經驗過這種刺激。我常常會記起埃默森那句話：“我是懷疑者及可懷疑者。”有時一個心靈在確實的知識範圍以外摸索某些東西，像在月光之下亞熱帶的珊瑚礁登陸，熱得令人窒息，不知是什麼風在吹著。讀埃默森有點像站在一個大雕刻家之前，看他在花崗石上鑿他的字，濺出火星。讀孟達尼則像看一個犁田的人在遠處工作，因為他永不會傷到你。但你若太接近埃默森，有時會有一塊碎片飛到你的面上，使你尖叫起來——你有一種參與創造程式本身之感。你必須注意他第二次是在那個地方下鑿。你出乎意料之外地覺得自己的心漫遊到某一新方向。約翰·查蒲蔓有某些同樣性質的東西。埃默森令人激動，但不令人安慰，這是你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