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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這種禪的精神，這種禪的特殊方法及特殊措辭都是莊子的。禪基本不信任用意義已被決定的言詞，來解釋未決定的真理，這一點莊子已一再言之。“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如果我們像一個莊子的學生來跟從鈴木大拙教授，將有充分的證據證明莊子是禪的前驅者。我們在他“禪的佛教”的導言中讀到：“當我說在禪中沒有神，那些虔誠的讀者可能震驚，但這並非意指禪否認上帝的存在；禪是既非否認也不肯定。當一種東西被否認，那否認的本身會有某些未被否認的東西。對於肯定也可以這樣說。禪想超出邏輯之上，禪想找出一種較高的肯定，在那裡沒有任何反比。這使人容易想起莊子的話：‘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以天。’莊子很討厭儒家及墨家的是是非非。莊子相信是與非同樣混合於無限的一。對邏輯的否定及萬物與一切反比的齊一，剛好是莊子一切教訓的核心和基礎。”我們再從鈴木大拙讀到關於入定的無用：“入定是人工的偽裝；它不屬於心的天然活動。空中的鳥在哪裡入定呢？水中的魚在哪裡入定呢？它們飛翔，它們游泳。這不夠嗎？”我們再想莊子強調從道是像對自然的方面不知不覺的踐履。莊子說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用埃默森派的話來說，對道的跟從，應是沒有著意的努力而自然流出的善。莊子用一種更驚人的說法說：“忘腳，履之適也；忘腰，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我們也記起莊子蜈蚣的寓言。蜈蚣動它的諸足，而不知道它怎樣動它們；有一天蜈蚣知道自己有十七對、十九對或二十對足，他便不能再動它們了。人冉在鈴木大拙教授的書中讀到：“禪既非一神的也非泛神的；禪反對所有這些名稱。……禪是一朵在天空中的浮雲。”鈴木教授怕的是那些像一神教或泛神教這樣的字眼，它們的意義可能人各一說，但你愈多界說或爭辯，便帶給你的心更多的迷惑。我們記起有人同樣問及莊子關於道的內在性的問題。如果道是內在於宇宙中，它是在這件東西中嗎？抑或在那件東西中呢？莊子的回答是：“汝唯莫必，無乎逃物。”關於這一切技術的最後結果，鈴木大拙寫：“禪在街上一個平凡人最乏味、最呆板的生命之中，認識在生命之中生活的事實就是過活。禪有系統的訓練那個心去看這一點，它開啟一個人的眼去看那最偉大的神秘，因為它在每天及每小時表演。……”很奇怪，而這是最重要的，莊子也剛好達到同樣的結論。“唯達者如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他；通他者，得也。適得而幾已，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這把我們帶到禪奇怪的最後產物。禪認為它的方法是直接、簡單及實用的。一切禪的訓練，包括入定，是為直接經驗而作的準備。禪是一種突然而來的神秘經驗，和每天的生命及每天的生活密切相關。因此禪終於寄託在簡單的日常生活，視它為幸福的恩賜，而享受它的每一瞬。我想稱它為對生活的感謝，東方存在主義的一種形式。生活的每一種動作都有神秘感。一個禪宗的和尚常以做卑賤的小事為樂。六禍把生命的大部份花在把米搗白，做廚師的助手。有一個著名的禪宗詩人寒山，做廚師助手的工作，從山上把柴薪帶回來，且把他的詩寫在廚房的壁上。（他令人驚奇的簡樸靈性的詩，現在仍然留存。）一箇中國禪宗的詩人高呼：“這是一個奇蹟——我從井裡把水汲上來！”這是禪的生活典型，因為必須如此過活。一個牧童日落時騎在牛背上回家是一個奇蹟。蠅擁，草長，及一個人飲一杯水，也是奇蹟。一個人飲一杯水，不知道水是什麼，也不知道杯是什麼。甚至不知道他自己是什麼，難道不是一件怪事。一個奇蹟嗎？一切生命及一切生活都是奇蹟。人成為一個詩人，不過像那個農夫拭去他額上的汗，而覺得涼風吹他的頭，或像陶淵明差不多用狂喜的心情記錄下早晨在田野中的散步，“朝露溼我裙”。把自己及一切有知覺的存在沒入愉悅和寧靜中，就是佛性的本身。它對於解釋中國山水畫的靈氣有很大的幫助。

【二、罪與業】

“業”在佛的教訓中是指人所負的累贅：生命是一種束縛，充滿著痛苦。受制於憂愁、恐懼、痛苦及死亡。這個世界是空幻的，而人在這個空幻的約束中，和一切造物分享有知覺的生命，繼續積聚行為、言語及業，沉溺於不正當的慾望及精神上種種形式的卑瑣，因此註定要永久墮入輪迴；但人可藉逃出空幻及汙染，藉一種心智或一種直覺的努力，使他自己獲得自由；他可讓他的本心支配他的感覺及一般知識，及辨別心；這樣，那種有限的、為條件所限制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