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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院派方法的傲慢和精神的獨斷，傷害我的良心。這些教條產自迂腐的心，處理靈性的事情像處理物質的事情一樣，而甚至把上帝的公正和人的公正相提並論。那些神學家這般自信，他們想他們的結論被接受為最後的，蓋上了印裝入箱子保留至永恆。我當然反抗。這些教條中有許多是不相關的，且掩蔽了基督的真理。按典章編成的次序而論，保羅比彼得知道得多，而第四世紀的教父比保羅知道得多。按他們教訓的比較而論，耶穌知道得最少。

我已失去封信仰的確信，但仍固執地抓住對上帝父性的信仰。聖誕節在清華大學主領主日學班時，我已在想象那顆大星怎樣準確地把三位東方博士領導到馬槽所在的那條街，覺得有很大的困難。我只能在桑塔亞那的感覺中，欣賞天使們夜半歌聲的象徵美。聖誕老人是失去了魅力的神話，但仍是一個美麗的神話。雖然如此，但在我自己切斷和基督教會的連繫之前，還必須遭遇某些事。

在北京，我和兩位有第一流才智的人接觸，他們給了我難以磨滅的影響，且用不同的方式，對我未來的發展有所貢獻。其一是代表一九一七年中國文化復興的胡適博士。文化復興，連同其它較重要的事情，嚴格說來就是反儒學。胡適博士，當時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在紐約放出第一炮，這一炮，完全改變了我們這一代的中國思想及中國文學的趨勢。這是文學革命，在中國文學史土是一個路標，提倡以國語代替文言，作為文學表現的正常媒介。同時，北京國立大學有一個信奉共產主義的教授陳獨秀，編輯嚮導機關報。胡適回國在北京大學任教，博得全國的采聲，而我在清華大學和他相會。這是像觸電一般的經驗。我對於這個運動的整個進步態度，直覺地表示同情。同代的中國大學者，梁啟超、蔡元培及林長民，都參加這個運動。然後保羅·門羅、約翰·杜威，在我出國留學之前，又來北京大學訪問。（我一九二三年從德國回國在北京大學任教，毛澤東在那裡當圖書館管理員——但沒有人注意他，而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

總之，文化復興是一種解放的力量，是中國知識分子對過去作的一種完全真正的分裂。一方面軍閥們正在交兵，一方面中國知識分子又為他們自己挑戰及鬥爭的緊張情緒所支配，北京是充滿活力的。林紓，那位我姐姐曾讀過他的作品的偉大翻譯者，同時也在北京國立大學，譴責白話為“引車賣漿者的語言”。那裡有鬥爭那裡便有活力，便有思想及研究的推動，有為它而戰或為它而反抗的主義。年輕的中國被徹底震動。共產主義者陳獨秀繼續譴責儒家的整套系統，特別反對祭孔及寡婦守節。而胡適，一個典型的理性主義者，以科學考據為根據，實際上較為溫和，寫出來的文章像一位學者。陳獨秀譴責迷信，如通靈人用它來寫出詩句的中國扶乩。當然，那個機關報能輕易地做反對纏足的努力，因為我們已經生活在民國的時代，是以這種努力有點兒像馬後炮。一個熱心的學生寫著：“我們大家都要背起所有中國女人的小腳（的責任）在我們的肩頭”——確是一種對新自由戰士的不尋常的任務。你想，事實上最少有五千萬雙中國女人的小腳要背，而這位青年可能有一雙軟弱的膝頭。我不免為北京大學所吸引，而我出洋回國之後，便在那裡任教。在這思想大動亂當中，我為我自己的得救，而埋頭研讀中國哲學及語言學——每一種我可以抓得到的東西。我在中國覺醒的怒潮中漂浮。

但有一個不加入吶喊的人。他一八八五年從柏林大學、愛丁堡大學，及牛津大學回國，他比我高一代。在他看來，我們這些民國時代的青年新貴，是無知而鄙陋的，即使不被現在稱為德模克拉西的近代群眾崇拜所腐化，靈魂也已被玷汙的鬼鬼祟祟。他說我們是：“近代沒有辮子的時髦中國人，回國的留學生”，“曾從英美的人民學習，不是循規蹈矩，而是‘行為不端’的人。”他是一個怪物但不令人討厭，因為他是有第一流才智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見識和深度，不是在我時代中的人所能有的。沒有一個在中國的人能像他這樣用英文寫作，他挑戰性的觀念，目空一切的風格，那種令人想起馬太·安諾德的泰然自若及有條有理地展示他的觀念和重複申說某些句話的風格，再加上托馬斯·喀萊爾的戲劇性的大言，及海捏的雋妙。這個人就是辜鴻銘。辜鴻銘是廈門子弟，像是料理中國人文主義大餐前的一杯紅葡萄酒。由於他把一切事情顛倒，而在我信仰的方向上扮演著一個吹毛求疵的角色。

我覺得最好是引用索美塞得·毛姆對於他的描寫。毛姆沒有提及辜鴻銘的名字，而在他那本“談中國屏風”書中用“那個哲學家”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