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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面積”（那顆鑽石大小如何？），長短代表“長度”，而輕重代表“重量”。更令人不可解的，代表“物”的常用字是“東西”（你在冰箱裡有沒有可吃的東西？）。嚴格的哲學概念，“正”、“義”、“忠”、“利”，都是深奧的單音字，且需傾向於彼此相似。以是與非為例，它把真與假、對與錯兩種相對的觀念併合起來，區域的界線是消滅了；還有心與頭腦的分離成為二而一的東西，當一箇中國人承認他們用他們的心來思想（我在我的肚子裡想，有時我在我的心裡想）的時候。那個“心”字是同時指心腸及頭腦，因此中國人在他們的思想中是情感的。聖經的“腸”（bowels）字和它最為相近。（譯註：此字在聖經有時作腸解，有時作愛心解。）克倫威爾在一六五○年寫信給蘇格蘭教會會員大會說：“我以基督的‘腸’（愛心）懇求你們考慮你們是否可能有錯。”因此，中國人的思想中甚少抽象概念，或者根本沒有，他們從來沒有離開生活的範圍，沒有沉溺於抽象推論過程太久的危險。人，像是一條鯨魚，必須升上海面來呼吸自由的空氣，偶然瞥望一下雲彩及天空。

這種思想的結果之一是在中國哲學中沒有理論的術語，沒有專門傳達思想的暗號，沒有“群眾”知識與科學知識之間的分別。用一種普通人所能懂的語文來為關於哲學的文章，永不會是一件丟面子的事。中國的學者並不以知識“大眾化”為恥。據說柏拉圖寫了兩本哲學書，其一是專家的，其一是通俗的，後來那本專家本幸而散失，因此近代讀者可以享受柏拉圖對話錄的明朗。如果西方的哲學家，能用柏拉圖簡明的筆調來寫英文，則哲學在普通人的思想中仍可獲得一席之地。（我猜如果他們寫得清楚一點，他們會顯露出他們實在沒有什麼事情要說。）

有時我會問自己，中國曾產生過像康德這樣的思想嗎？那答案顯然是沒有，而且中國不可能有。一箇中國的康德，當他談及物自身那一瞬會譏笑自己：他的理性——他可能有一種有力的理性，直接的，直覺的——會告訴他他是可笑的。一切知識，在康德看來，是從知識得來：是好的。一切理解是被一種先天的心的規律所決定：是好的。一個盲人可能藉用他的手指的觸覺，感覺到梨皮和香蕉皮的組織之不同而得到關於梨及香蕉的知識。不錯，但中國哲學家會覺得在梨皮及香蕉皮中，必然有不同的性質是與觸覺上的不同相一致的。這種知識不是“真”的嗎？為什麼你要知道香蕉的物本身和梨子的物本身呢？假定有一種和人不同的存在，結構不同，且被賦以不同的精神力量，例如，火星人會用一種不同的官感，不同的方法，去感覺香蕉皮與梨皮之間的不同。這種不同不仍是與香蕉物本身及梨的物本身的不同符合一致嗎？然則我們談及香蕉的物本身及梨子的物本身，來代替對梨子皮的堅韌及香蕉皮的軟滑的直接感覺及經驗的瞭解，有什麼益處？梨皮的堅韌及香蕉皮的軟滑，就足以告訴人它自己是什麼，這是直接的、正確的，且最有用的。耳朵對於不同的聲波，眼睛對於不同的光波的直接瞭解，也是一樣。這是“知識”的自然的方式，這般微妙地發展，使一隻鹿用他的嗅覺、聽覺或視覺能老遠就知道有一隻老虎走來。這些感覺必須正確，且必須和真實環境符合一致而因此必須是“真”的，否則那隻鹿不能夠生存。我們要記得，例如，外面世界變遷的畫面，一架在二百碼以外的汽車對著一個人的方向駛來或駛去，記錄在面積不過半寸的視網膜的影像之內，因此這架汽車的影像的本身大約只能有千分之一英寸大小，而這萬分之一英寸的細微的活動，直接記錄下來且常常不會有差錯，為什麼康德卻要談及那架車的物本身呢？西方的哲學家將立刻回答：“中國佬，你不瞭解康德所說的是什麼。”中國人反唇相譏：“我當然不懂。”“現在我可以吃我的香蕉嗎？”這樣，東方與西方必然各聳聳他們的肩膀走開了。

我也曾問我自己，中國曾否產生過像亞里士多德這樣的思想呢？那答案也顯然是沒有。中國也不可能產生。中國不講究分析的能力、觀念的及系統化邏輯的檢測；對思想的途徑及知識範圍的差異也不具有客觀的興趣。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令人注意的地方是他們推理型式是這般現代的，而中國的推理型式卻完全不同。中古學究型的推理及認識論的尋求畢竟以亞里士多德開始。一箇中國人樂於傾聽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政治學及詩學，……而對於他的植物學、天文學、氣象學，及生物學知識，雖然觀念粗一點，但為他的淵博所驚及感動。那平心靜氣的考察，在物理學及生物學中，對生命的一切片段、好奇的、客觀的解剖（因為亞里士多德是一位醫生）是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