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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

物質上缺乏必需的東西，精神上的饑荒更叫她難以忍受。沒有參考書，沒有車費，沒有信封信紙，不能駕馭和外界的聯絡，不能深入生活；更沒有錢滿足平生好看戲看電影的嗜好；想看新書，也買不起，進了書店只能站在那兒看半天，看不完就得分手。

1947年冬，家鄉報來父親去世的訊息。她急忙回了家。不久，母親也因憂痛成疾而過世。料理完雙親的後事，她想仍回上海。

這時，從香港寄來一封信，是著名婦女運動領袖何香凝寫的。何香凝興奮地告訴她，全國解放戰爭的形勢很好。黑暗即將過去，光明就要到來。作為一個愛國的文化人，應該為人民的勝利多做些工作。

早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她就結識了何香凝，後來時有接觸和聯絡。看了何香凝的信，她覺得應該留在家鄉，為家鄉的解放貢獻點力量。她把何香凝寄給她的報刊，讓父老鄉親和表兄弟們傳閱，向他們宣傳共產黨的主張，宣傳革命。她還接觸到一些對國民黨不滿、從國民黨軍隊中逃回來計程車兵和下級軍官，白薇就和他們講“西安事變”張學良逼蔣抗日的故事。也曾借探親訪友的機會，到清江、（石帶）頭、渡頭……深入農民家中，談時局、談受剝削的根源，啟發人們齊心協力反剝削、反迷信、反徵兵、反內戰……

在窮鄉僻壤的湘南山區裡，留過學、見過大世面的白薇，在群眾心目中的地位和影響是可想而知的，而且她又沒有架子，說的道理中聽，所以農民特別是青年人很愛聽她的話。為了迎接家鄉的解放，她找了塊立腳的基地——資興縣立中學。她當年的學生李宙澤回憶起這樣一件事：白薇到縣中第一次上課，一進教室，抬頭看見蔣介石的肖像掛在牆上，便立刻對學生們說：“教室裡掛這種像不好，撕下來罷！”邊說邊把肖像撕得粉碎。

資興縣偽縣長魯某，為了籠絡白薇，請她到縣政府任職，許以高薪，她嚴詞拒絕了，說：“現在政府的事太糟了，不好辦；違背良心的事我又不耗幹，我還是和青年學生在一起好了。”

1949年，蔣介石集團殘餘的許多雜牌軍以及交警隊、民警隊、內警隊，等等，在湘粵邊境掠擄綁殺、強姦、拉夫，瘋狂之極。湘南粵北的人民奮起鬥爭，游擊隊紛紛崛起，以配合全國解放戰爭。資興人民也拿起刀槍，開展了武裝鬥爭。白薇公開的身分是縣立中學教員，暗地裡是一名游擊隊員。她動員同父異母的弟弟黃幹，把家藏的六支槍，捐獻給游擊隊，壯大了這支小小的游擊隊的力量；她利用親族關係，做過一些策反工作，分化瓦解盤踞在資興的敵人；她在游擊隊裡做了大量的宣傳工作，幫助寫出了《游擊隊宣言》、《告國民黨軍政人員書》、《告三湘父老兄弟書》……

她認為：“這才是人生！”“人生就是戰鬥，對腐朽、罪惡、橫霸者宣戰，這才算活著。”一個年近花甲的多病之軀，以飽滿的政治熱情，主動、自覺、積極地追隨黨的領導，勇敢戰鬥在湘南的山區，為祖國，為家鄉解放貢獻自己最大的力量，她之所以贏得當地人的愛戴與尊敬，這是很自然的。解放後，毛澤東主席幾次接她到中南海去，問到湘南遊擊隊的情況時，連連表揚她：“游擊隊搞得不錯，你乾得很好嘛。”

白薇身受封建壓迫、資本主義勢力壓迫和民族壓迫，她堅定不移地追隨並投入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從第一次大革命開始，她始終是一位執著的革命者。

作為一個作家，她把自己的創作自覺地同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連線在一起。除早期的劇本《蘇斐》、《琳麗》、《訪雯》有藝術至上、唯美主義傾向外，其他作品，不管藝術上受哪些流派的影響，思想內容上都是與人民的事業和婦女的解放息息相關。

她的藝術風格大致經歷了從浪漫主義、象徵主義到現實主義這些發展階段。辭采華美，才氣橫溢，尤其是早期作品，尤其是劇作。她的詩歌質樸自然，熱情奔放，赤心直呈。至於小說，則熱情、坦白、大膽，蔑視傳統，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較深。

早期，她醉心於西方現代派，受象徵主義影響較大。在她投身革命後，思想上漸漸自覺地與資產階級決裂，所以一概揚棄了以片面創作藝術的追求，片面理解文藝的大眾化，注重了普及，而忽視了藝術性。她的作品愈到後來，藝術性愈差，這與她的這種主導思想轉變不無關係。這是她思想的偏頗，也是時代的悲劇。

病、困折磨了她一生。不然，以她的才華和非凡的毅力，她會寫出更多的優秀作品。她的三十年代的作品，已經為後輩作家的成長髮生了影響。重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