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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鍛鍊。當那數不盡的折磨要瓦解生命，生命苦斷若續時，會有兩個觀念急劇地衝突：一個是悲憤之極，求永遠的安息；一個是千倍勇敢，為勝利去奮鬥！白薇選擇了後者。

她拿起鋤頭，開山挖土，生產自救。她更渴望用這種精神，種下人類美麗崇高的心願，讓勝利的鮮花開在抗戰的中華，開出一個燦爛錦繡的新國家。

當時，中華文協為援助貧病作家，募得了一批基金，也給白薇送來了五千元。雖然她正患嚴重眼病，有失明的危險，但她還是謝絕了友人們的好意。她始終不願“無功受祿”。她說：“作家是人類精神的師匠，比方是樹木的花朵，'貧病出作家'好像在象徵著枯萎的害病的花，花兒枯又病，而要結出甜美的果實，多麼困難呀！”“健康誰不愛，我卻從小以多病為災。好好地寫作，一個文藝作者誰不想？貧病老糾纏我，苦於很少時間拿筆。所以'貧病作家'這名兒對於我，是一把挑動淚水的劍！這回我聽到救濟貧病作家的訊息，更像劍兒挑動我的淚要流。”“心裡燃燒著愛和恨的火焰，我的情緒，總沒有平安，愈看，愈確立著信心：為毀滅黑暗，為消滅一切醜類的心根，我要堅強忍痛地活著，我們要群力群心，揚起戰士的呼聲！只要我們戰鬥的力量儘夠了，勝利是不會遙遠的。”在重慶的幾年，文藝界的朋友們（包括郭沫若在內）對她都很關心、照顧和同情，都稱她作大姐。但真正能理解並諒解她的人，還是少數。由於她對事、對人、對己特別認真，凡看不慣、聽不慣的總是要加以爭辯。因此，便產生風言風語，說她和“文協”所有的人都吵過架，說她不能和人相處，人人都怕她罵，不喜歡同她一道工作，等等。

其實，她只是生性耿直，嫉惡如仇，遇事不會敷衍，不會偽飾，隨處無意中流露真實，遇事太認真；無論多麼親近的朋友，或對方是如何有聲望、地位，她都不虛與委蛇，不惜為正義衝鋒陷陣，窮追苦尋要把真理和正義爭回來。她曾批評自己的好友劉海尼：“你是為藝術至上而活著，對婦女工作缺乏熱情，因為你自私……要是我，我情願參加婦女實際鬥爭，而毫無疑慮地犧牲寫作！”在一次“文協”會上，涉及到男女不平等問題，她沒有顧忌對方是誰，立刻提出反對意見。事後有個朋友說她這樣做不好，她卻搖搖頭說：“誰輕視婦女，我就不尊重誰！”

她滿懷赤子之心，卻又孤高自傲，“凡是狐鼠為奸的地方看不得；凡利用名譽來掩飾去沽名釣譽的地方看不得；凡是人們當自己是一朵紅花能處處開，損人利己地把好人踩入地窯的行為看不得！”“只得以燒灼的心，忍受挫折；不屈的膽，敢當天地無情！練習著冷眼看人，不放棄我要培養人間正氣的目標！我自己是正直的，非正義的我就不為。”這就是白薇的性格。

1945年秋，毛澤東主席從延安到重慶進行國共兩黨談判。她知道後，曾經“一百次”地想進城去看望毛主席。但因有人造謠說她“落伍了”、“倒下了”，因此有點膽怯，終未成行。後來，毛主席在周公館招待婦女界，她喜出望外地被邀出席了。

名界婦女人物，濟濟一堂，她坐在後排座位上，謹慎又恭敬地仰望毛主席的儀容。她曾聽人說毛主席好幾次問起她，有一次還錯認白楊做白薇。她內心深深感激毛主席的關懷。

散會的時候，忽然有個青年喊了一聲。“毛主席，你常問起的白薇就是她。”毛主席回過頭來，親切地握住她的手說：“我常記起你，你和丁玲是我們湖南的女作家……”她聽著就流了眼淚，別人說她“倒了”、“算不得作家了”，所以一聽說她是作家，她就要哭，她吞嚥了熱淚，回答著毛主席：“唉！這幾年我已經倒下了……”哽咽著再也說不下去。毛主席更親切地握住她的手安慰和勉勵她：“你沒有倒，你在政治上沒有倒下，在思想上也沒有倒下……”

七

抗戰勝利後，她回到了上海。仍然貧困病弱，住在朋友家裡。

沒錢買青菜、買鹽，墨水只有幾滴，蘸一下，寫兩三個字，又要蘸。沒有表，燒飯要靠著太陽，睡覺要聽工廠半夜裡的的汽笛聲。房裡只有一桌一椅一床及一張日本人的榻榻米。因為左腿風溼痛，架一塊板子，坐在榻榻米上，寫作、讀書。食具有一隻飯碗，一雙筷子，幾把羹匙，一隻白鍋和洋油爐子。飯是坐在榻榻米上吃；吃的東西就放在旁邊的鍋子裡。還有一盞孕美燈，一把破傘和一堆不三不四的破舊衣服。

住的房子和涼亭差不多，熱天，前面太陽直曬；冷天，北風從屋後面半截板壁長驅直入，頂上是個北窗，風由天窗灌進來，房裡冷得和露宿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