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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只有日夜思戀祖國的遊子，對巴黎月夜的蕭聲，才能產生如此美妙的感受。西方世界的汙泥濁水，對身臨其境的袁昌英是深有感觸的。她在一篇散文《巴黎之夜》裡，極生動地描寫了一個妙齡女郎的慘死，揭示出醜惡思想對人的毒害。

兩年之後，袁昌英又踏上了歸途。

三

袁昌英來到上海，在中國公學任教，講授莎士比亞。她的丈夫楊端六，在中央研究院工作。他們家住在北四川路提籃橋，周鯁生、李四光、楊振聲、劉秉麟、湯操真等，是與他們夫婦來往密切的朋友。楊端六在朋友中聲望很高，在經濟學方面已是學術權威了。

武漢大學創辦後，袁昌英異常興奮，她帶著女兒先行來到武漢，成為第一批任教的教授。但在那時，卻有風言風語，說袁昌英是沾丈夫的光，為此，她十分生氣。其實，楊端六是一年之後才到武漢的。袁昌英認為婦女應當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本領，在社會上自主自立，不依賴男人。

初到武漢，他們住在武昌曇華村南街。1932年，武漢大學在珞珈山的校址建成，便搬進山前一區教授住宅裡。此後，楊端六除擔任武漢大學經濟系教授，還擔當過法學院院長和教務長。1933年，袁昌英生下第二個孩子楊弘遠。這時，大女兒楊靜遠已經十歲，如今她回憶那時的情景，還記憶猶新，她說：“在珞珈山時，我母親在教學之餘，繼續從事研究和寫作，她的書房裡，除了沿兩面牆的書架上，擺著琳琅滿目的中外文學書籍外，還有一些卡片櫃，一屜屜的卡片，用工整的字跡抄著中外文資料。我母親性格開朗、豪爽、熱情，近乎天真，不世故，重感情，熱愛生活和朋友。我家常有朋友來，不論年老的、年輕的，都喜歡和她談，談的多是中外文學軼事。來往較密切的有陳源、凌叔華夫婦和蘇雪林先生。我母親是研究外國文學的，但她也熱愛我國古典文學，特別是詩、詞、賦，常獨自大聲吟誦，讀到愛國詩詞時，常常激動得聲淚俱下。我小學畢業後，她就注意在文學上培養我，親自輔導我學英語，教我讀《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她喜歡李白、白居易、李後主、李清照、蘇東坡、陶淵明，她的性格既熱情奔放，又恬淡豁達，我小學畢業後，她教我讀《長恨歌》、《琵琶行》、《桃花源記》、《赤壁賦》、《出師表》、《阿房宮賦》和《滕王閣序》等，要求我一遍遍背下來。我父親則教我讀四書，也是成本地背。他們對子女教育很嚴，我家孩子雖少，又生得遲，但並不嬌慣。他們教導我們愛國，要有民族氣節，要做誠實，正直的人，要實幹，不慕虛榮……”

據周鯁生的女兒周如松教授回憶說：“袁昌英先生那時任武漢大學英文系教授，兼授第二外國語——法文。當時，法文有兩個班，另班同學爭相到袁先生班上聽課。至今武漢大學老教師中，不乏曾從師袁先生學法語而得益匪淺的人。袁先生愛好讀書，解放前，薪俸收入的頗大部分用來買書，解放後，幾乎全部捐獻給武大圖書館。袁先生一生主要時間從事教育事業，特別關心婦女教育，抗戰勝利後，曾倡議創辦一所中國女子大學，未能實現、她曾任武漢大學女生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對辦好女生食堂，管理好女生宿舍清潔衛生，開展女生課餘文娛活動等等，無不躬親。記得'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袁先生領導女學生（我是一員），為馬占山將軍領導的抗日義勇軍奔走募捐，日夜趕製寒衣，深得男女同學的支援。”

四

還是在上海中國公學任教時，袁昌英就開始了業餘寫作。在那時，她是中國女作家中少有的研究戲劇的學者，她造詣很深，特別是對中外一些名劇作家的研究，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同時，她還喜歡把戲劇理論研究的成果和對人生、社會、家庭、婚姻等問題的見解，透過戲劇創作表現出來。她於1929年寫成《孔雀東南飛及其他獨幕劇》。這本戲劇集，包括三幕話劇《孔雀東南飛》以及《活詩人》、《究竟誰是掃帚星》、《前方戰士》、《結婚前的一吻》、《人之道》五個獨幕劇。另有未結集的《文壇幻舞》（1935年4月號《文藝月刊》）等。袁昌英在中國女作家群中，是從事戲劇創作較早的一位。

著名漢樂府民歌敘事長詩《孔雀東南飛》，千百年來在人民中間廣為流傳，這個美麗的悲劇，揭露了封建禮教封建家長制的罪惡，熱情地歌頌了劉蘭芝和焦仲卿忠貞的愛情和抗爭精神。袁昌英的劇本就取材於這首長詩。她根據自己對歷史、人生、社會、戲劇的理解，側重表現的卻是母愛與夫妻之愛之間的矛盾。她在劇集序言（一）中寫道：“母親辛辛苦苦親親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