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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草而遭到批判，1957年的教訓使她深知，用筆來戰鬥是困難的，只能換來一頂又一頂大帽子，但共產黨人的責任感，人民作家的責任感，驅使她不顧個人安危，向省委的兩位書記反映了徐水的情況。雖然省委進行了調查，並且說：“你反映的情況是真實的，調查的結果，比你反映的還嚴重得多。”但她到底還是被認為“世界觀沒有改造好”，而受留黨察看的處分，下放到豬場去勞動。臨走前，劉真得到的一句話是：“你什麼時候在豬場改造好了，不再看陰暗面，不再反映問題了，再允許你去見人民。”

打擊接踵而來，1959年，她應《人民文學喲稿，寫了《英雄的樂章》的初稿，正準備修改，卻被強行拿去在《蜜蜂》文學雜誌上公開發表。《英雄的樂章》成了修正主義文學的典型在全國展開批判。有的說：“小說宣揚的是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樂章'”、是“私情的哀歌”、“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讚歌”、宣傳“溫情、調和、投降”；有的說是“掛著歌頌的幌子製造悲劇”等等。那時，劉真連個被告都不如，她沒有站在她這一面的讀者，也沒有為作品辯護的權利。與革命生死相依的女作家，被批成反黨反社會主義，打成左傾機會主義分子。劉真此時眼淚向誰灑？她的痛苦連對母親都無法說清楚。

在最苦悶的日子裡，劉真回想起自己的歷史，回想起許多一筆一劃教她識字，教她懂道理的大同志，她是多麼懷念那時的同志關係啊！一定要把那些好同志、那時的同志關係寫出來，這就是劉真創作《長長的流水》的最初動機。

1963年夏天，周揚同志到天津，為劉真平了反。他對河北省文聯的負責同志說：“人家還沒有發表的作品，你們就拿出去批判，這是不道德嘛！”並對劉真說：“黨需要你在政治上和藝術上都儘快成熟起來，你是有才華的。”

捆綁在劉真身上的繩索鬆開了，她坐上南行的火車，到邊疆雲南去做了一次旅行。

雲南是美麗長春的花園，千百年的大青樹，色彩斑斕的孔雀群，兄弟民族的歌舞和生動熱情的語言，“像湧入生命中的清新的水”，使劉真擱淺的小船，又揚起了征帆。她深入到少數民族的生活中，在不長的時間裡寫出《密密的大森林》、《對，我是景頗族》、《豆》三篇表現邊疆少數民族少年兒童的短篇小說，還寫出《旅行日記》、《貴州山中一小城）、《邊疆之夜》、《紡紗姑娘》、《大山裡的歌聲》、《兩姐妹》、《邊疆來信》、《過年的一天》、《回憶》等表現邊疆風貌和少數民族人民豐富多彩生活的散文。

從邊疆回來後，經過反覆醞釀，重寫了十五遍，改動了無數次，終於寫成《長長的流水》。談起這篇小說的創作過程，劉真說，它是受到童年時候的大同志的寶貴的啟發，得到不少年幼的、年輕的、年老的讀者的幫助，特別是嚴文井老師的指導而寫成的。《長長的流水》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之後，引起注目，得到普遍讚揚，這篇小說寫得親切、自然，帶有濃郁的抒情色彩，作品所表達的是革命時代，革命生活所獨有的情感力量。

“藝術作品，各有各的風格，它代表作者的個性和思想作風。《長長的流水》是一篇抒情作品，尤其是寫到自然環境的時候。這也不是生編硬造可以造出來的，這決定於當時的那種真實的環境，給予作者的真實美好的感受。太行山，是我生來第一次看到的山，清章河，是我第一次望見的山間流水。那裡的一草一木一塊石頭，都使童年的我，感到過無比的美麗、新奇。在那裡，好像月亮星星也變了樣子，更美了。這些印象，都是深刻在我的記憶中，終生不會忘記的。”

不管是寫人，寫自然，離開了生活實感，文藝作品就沒有生命。劉真的全部創作都證明了她的這段話。

1966年，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風暴席捲全國，正在農村參加“四清”運動的劉真被揪了回來，與河北省著名作家田間、梁斌等一起被批鬥。

在那些苦難的日日夜夜，劉真的痛苦比任何時期都重，她被汙辱，打耳光，把頭往牆上撞，三個兒子流落街頭……即使這樣，她的信仰沒有被焚燬，仍然堅強不屈，向黨寫了一份反對陳伯達的材料。結果可想而知，她險些被判處七年徒刑，被逼得患了初期精神分裂症。

1972年，劉真被分配到邯鄲。第二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約她到內蒙古邊境採訪，為給孩子寫東西。10月，在內蒙草原寫下《三座峰的駱駝》初稿後，卻被“反對文藝黑線回潮”的運動捲進去，再次成為批判物件。

難忘的1976年！這是“四人幫”垂死掙扎、最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