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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劉真在一個師裡任文工隊隊長。部隊入朝作戰後，上級為提高她的文化水平，藝術水平，派她到東北魯藝文學院學習。她來到哈爾濱，在戲劇文學系進修。這時創作了第一篇小說《好大娘》，刊登在《東北文藝》上。這篇小說完示出劉真生活的厚度和創作才華，引起了文藝界的重視，它獲得了1953年兒童文學三等獎。宋慶齡、鄧穎超親自發給她獎品，使劉真受到很大鼓舞。

一年後，劉真被魯藝推薦到在北京的文學講習所進修。在這裡，每一個學員都有一位老作家輔導。劉真的老師，是著名的文藝理論家、兒童文學作家嚴文並。劉真發表在《人民文學》上的《春大姐》、《我和小榮》都是經嚴老師看過，多次提出意見，再經過劉真多次修改寫成的。提起嚴文井，劉真說：“他是一位認真負責的、難得的好老師。他讀了我寫的每篇文章，都一點一滴詳細的提出意見。總是告訴我，叫我消化了他的意見，變成我自己思考出形象生動的語言以後，再改動作品。他從來不動手改我一個字，他說：'創作不能代替，這樣才能把你鍛鍊得更會走路了，形成自己的風格'。實踐證明，他說的多麼對呀！他是多麼懂得如何輔導問！”

《春大姐》描寫的是農村青年的戀愛故事，突出了新舊思想的矛盾鬥爭。說起這篇小說的創作過程，劉真十分激動地回憶起一個動人的故事：“在修改《春大姐》時，我遇到了難以克服的困難，這就是我無論如何努力，也寫不好文中的一個媒婆。我參軍以前還很小，參軍後一直在部隊，沒做過地方工作，不熟悉媒婆們的生活細節，可是寫不好細節，作品就會概念化。怎麼辦？嚴文井老師說，拿給老趙看看吧，他熟悉農村這一類人物。過了幾天，嚴老師對我說；'老趙看了，他很高興，說這是來自生活的作品，願意和你詳細談談。'就這樣，二十三歲的我，竟站在老作家趙樹理的面前了。他向我介紹了媒婆們如何耍花招騙人，還非常耐心地替我出主意，想辦法，設計情節。他又說又笑，一直講了半天，好像許多媒婆活靈活現地站在我面前……可是我還找不出適合的形象與細節。最後，還是趙老師替我創造了一個媒婆。他整整三天什麼別的事情都沒幹，把全部精力用在了修改這篇小說上。嚴文井老師說：'對於沒有生活基礎的作品，趙樹理是不愛的，也不會這樣做。你看，他努力做到和你的文字風格統一起來，還怕有破綻，叫你自己再改改，順一順。'趙樹理老師的成全、愛護和他那無私的幫助，使我很感動，我永遠也不能脫離生活來胡編爛造。”

文學講習所三年的學習生活，在劉真的創作道路上起著重要的作用。她能夠把多年豐富的生活素材變成白紙上的黑字，能夠把自己頭腦中一個個人物形象用語言生動地刻畫出來，她能用作品打動讀者，感染群眾，沒有起碼的文學修養，不會調動文學手段，是做不到的。這段時間，青年作者劉真有較好的條件讀書、學習中外古典和現代文學、聽取著名作家的創作經驗，特別寶貴的是在創作實踐中能夠得到十分具體的指導，親身感受文學創作的規律。劉真說：“文學講習所三年對我的一生都很重要，因為過去即使有自學的條件，我也不懂怎麼自學才好，我那點文化水平太可憐了。”

1954年，劉真到中國作家協會武漢分會從事專業創作，寫出了《小藤簍的故事》、《核桃的秘密》和《在我們村子裡》等短篇小說。《在我們村子裡》描寫土改後的一個村子，農會主席於保祥貪汙腐化，又為村裡的壞人李老相利用，把持了村裡的政權。民兵隊長王大發盲目擁護這些變了質的領導，更為村裡的黑暗統治增加了力量。劉真的愛憎是分明的，她不間斷地紮根在人民群眾之中，能在1956年就敏銳地覺察到農村鬥爭的複雜性，特別痛恨來自革命隊伍內部的醜陋的勢力。雖然，她是不會赤裸裸地寫那些反面的東西，但她會毫不客氣地鞭打現實生活中邪惡的一面。

在江南，劉真始終懷念故鄉和童年戰鬥的生活基地。1958年，她凋回河北，深入農村，在徐水擔任一個公社的副書記。基層生活，使她很快就看到了大躍進中的一些問題。劉真說：“一個作家最寶貴的性格是說真話，作為共產黨員作家，良心就是為黨、為人民負責。”看到農村日益滋長弄虛作假，違法亂紀等不良風氣，她按捺不住了。一年前，她曾因《論鞭打》和《在我們村子裡》這兩篇揭露了陰暗面的作品，被打成直接攻擊社會主義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