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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滅的一年。從1月到10月，劉真和人民一起，投入光明與黑暗的決戰，參與邯鄲地區與“四人幫”代理人的複雜鬥爭。

嚴冬和高山都未能攔截春風的行程，劉真活躍起來，她的名字在各地報刊頻繁出現。1979年她出席全國第四次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國作家協會常務理事，作協河北分會副主席、主席。這些年，她先後出版了散文集《山刺玫》（198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短篇小說集《英雄的樂章》（1981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兒童文學《三座峰的駱駝》、《童年紀事）（1985年，河北少年兒童出版社）、《劉真兒童文學選》（中國青年出版社），長篇紀實文學《參天的大樹——彭德懷的故事》（1986年，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紅圍巾的旅行——彭總的故事》及中篇小說《萬狗莊）（1984年《長城》）文學雙月刊、《沒有窗簾的家》（1986年《長城》）、《大家都很好的故事》（《長城》）等。《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卷”收入她的《春大姐》，“兒童文學卷”收了《長長的流水》、《我和小榮》，“散文卷”收入《大雁飛來了》等兩篇，“報告文學卷”收錄《一片葉子》。多家選集中收選了她的作品，多篇作品分別獲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及河北振興獎。還有散文及報告文學已分別結集等待出版。

劉真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是一位有成就的作家。她個性成長的經歷十分耐人尋味。九歲便成了一名士兵，沒有機會享受任何正規教育，殘酷的戰爭鑄就她嫉惡如仇、愛憎分明的情感方式，以革命為名義的奮鬥鍛造她無私無畏的處世態度，而集體生活氛圍又培養了她直率坦誠、熱烈單純的道德品格。責任感、創作欲，加之她特有的表現天才，使她成為一名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她的文像她的人，不復雜、不難讀，幾乎每一部作品都折射著自己踩過的足跡，透著驚人的真善美的力量。然而，劉真的秉性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和平年代，並沒使她過上和平生活，她有過許多的不幸的遭遇。八十年代後，對於許多中國作家來說，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光明，但劉真卻又一次重新帶上了“枷鎖”。她的一篇題為《好一朵薔薇花——“特號產品”王發英》一文（刊於《女子文學》1985年總第12期），引來了燒身官司，在法院決定受理此案之前，人民日報1987年12月16日第5版讀者來信欄以大半版篇幅刊登了河北讀者王發英來信，題為《作家劉真在〈女子文學〉撰文侮辱、誹謗我》，並加了編者按，明確態度：“從讀者反映的情況和記者瞭解的情況看，確實有那麼一些人（包括有的作家），為了某種需要，利用手中的筆和掌握的刊物，打著寫真人真事的幌子，進行著違背文藝創作原則，違背憲法、法律，甚至是犯罪的活動。……”還專發了記者的調查彙報。這一下，劉真陷入了深深的苦痛。她給筆者的信中寫道：“從北京到我的故鄉煙臺，許多人來信對我破口大罵，說我幾十年來用作品欺騙了他們，說我是騙子。說把你判無期徒刑、判槍斃、千刀萬剮了你，也解下了我們對你的仇恨。……在邯鄲我的住處外街道上、理髮店拒絕為我剪頭髮；走在大街小衚衕，常有磚頭瓦片向我頭上飛來……”那時，一個生龍活虎的劉真一下子老了許多。她在孤立無助的情況下，辦了離休手續，決定遠飛他鄉。這不能不說也是中國文人的一種悲哀。

從1990年赴澳大利亞一晃五年，劉真仍在寫作，其中中篇小說《神農架的日本少女》發表在深圳的《黃河春秋》雜誌上。在她已寫就的作品中，有小說、紀實小說，還有回憶錄。她說，今後只要活一天就寫一天。1994年歲末，筆者又接到劉真寄自悉尼的信，她說：“出來的日子越久，越是想念祖國、故鄉和鄉親們，我所熟悉的每一棵樹、每一條大路小路，和每一道牆壁的磚縫都在想，都思念……”

寫到這裡，使我想起劉真在《童年紀事》“開場白”裡的一段話：“作家的勞動，尤其是像我這種沒有多少文化水兒的人的創作勞動，總像縴夫拉著沉重的貨船在逆水而上。每寫一篇，都像走著一條新航道，腳下道路的崎嶇，江河的深淺，每走一步都要重新探索。不管難易，能邁步行走就算是幸運，最怕是船兒的擱淺，怎麼也推不動，拉不起了。這樣，一時間，作家的藝術生命就像是完結了，終止了。”

路，不管如何坎坷、崎嶇，劉真走了過來，並嚮明天走去。她不停地開拓新生活，不停地去創作。她就像一位不畏艱險的縴夫，拉著長長的流水，流向花的原野，流向金色的季節……

1980年春初稿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