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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黑旗》之後，劉真又發表了《她好像明白一點點》（1979《清明》第二期）、《餘音》（1980年《江城》一月號）、《姑姑鳥》（1989年《北方文學》四月號）等短篇小說，均把重心放在揭示歷史的災難給人們靈魂深處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帶來的創傷，特別是給樸實、善良的農民帶來的苦難。劉真透過描寫發生在農村幹部、老大爺、大娘、女青年、小媳婦、四清工作隊員中間的故事，闡明著一個值得認真探討，永遠記取的歷史教訓——“文化大革命”不能重演。

劉真的創作大致可分為三類，除了反映農村鬥爭和社會矛盾的小說以及題材廣泛的抒情散文外，還有一類是反映戰爭歲月“小鬼”生活的短篇小說，這些為數眾多的作品，創作於五六十年代，激動過不少人的心。作品多是描寫戰爭環境裡革命隊伍中的階級友愛，無論是幹部、戰士、大爺、大娘還是天真活潑的小八路，儘管年齡、性別、職務、性格有很大差異，但他們有著共同的愛和恨，崇高的感情把大家緊緊地聯絡在一起。

三類作品如果說有什麼共同的特點的話，那就是一個“真”字，彷彿許多作品使用了她自己的生活和經歷，給人物注入了自己的性格，當然，那些完全從客觀社會中提煉的人和事，也給我們留下了相當真實可信的印象。一個“情”字，無論是小說還是散文，都漾溢著熾熱的激情，儲備了感染人的力量，像一篇篇撩人心絃的抒情詩。一個“敢”字，敢寫情、寫人性、敢抨擊生活裡的不良傾向，寫起來鋒芒畢露。真、情、敢，鑄成劉真的特色。不是從革命深處走過來的人，《好大娘》、《我和小榮》寫不了那麼真切，沒有像《好大娘》、《我和小榮》等許多小說中所描寫的那樣的革命經歷，她的愛和恨不會那樣鮮明，她更不會在打倒“四人幫”後，那麼早就寫出像《黑旗》那樣的好作品。

一定要見一見劉真，這對研究她的創作將是極為重要的。

在一個春暖花開的日子，我見到了劉真。她面孔清瘦黝黑，眼鏡後面的一雙眼睛卻極有光彩。她的穿著樸素至極，可以說連半點打扮都沒有。從她的目光中，從她的聲音笑貌裡，彷彿還能看到在過去的戰爭年代中推著光頭，爬山越嶺，倔強勇敢，機智調皮的假小子，劉貞兒、劉清蓮（劉真作品中的主人公）的印記，至於《黑旗》中與農民群眾血肉相連的共產黨員羅萍，與劉真本人的相似之處就更多了。

以後，我又見到她幾次。在她那兒，聽到許多難忘的故事，充實了我對這位作家——劉真的認識。

二

1930年1月26日，這是北方極寒冷的一天，在山東和河北交界的夏津縣運河東岸的太平莊，劉真出生了。父母給她取名九兒。她的大哥是後來的作家晉駝，比她大二十歲，那時，剛讀完師範，流亡東北。二哥在家鄉小鎮的雜貨鋪裡當學徒。家裡，除了父親都是女人，祖母、母親、嫂嫂和她。

這是一個富裕的農民家庭，七十畝地，兩頭牛，還僱個長工，過著自給自足的莊戶生活。吃的是玉米、高粱，穿的是家織土布。在這個封建社會的偏僻角落，女孩子六歲學紡線，十三歲會織布，讀不上書。她們的文化生活幾乎只有每年正月十五擠進人群觀看踩高蹺、跑旱船，要不就是聽那兩出從未變換過的《後孃打孩子》、《王大娘鋸大缸》。偶爾見過路來村耍猴、說大鼓的民間藝人，孩子們是死追不放的。

可是劉真幸運，她比一般農村姑娘得到的更多，因為她有一個出身窮苦、勤勞、聰明、要強的母親，她從小便從不識字的母親那裡得到了文化營養。一個個數不清的夜晚，小姑娘鑽進被窩，勞累了一天的母親，坐在女兒面前的炕頭上，一隻手飛快地搖動紡車，一隻手拉出長長的棉線。她一邊紡線，一邊教女兒背誦從別人那裡聽來的“小九九”和“百家姓”。嗡嗡的紡車聲，有時又牽動了母親的思緒和幻想，她低聲唱起《英雄的十二月》，講述義和團起義的故事和梁山好漢的傳說。民間歌謠、唱詞故事漸漸為幼年的劉真展示出中國古代歷史、文學以及自然科學的畫面，中國文化，在這顆天真純潔的心底留下了烙印。

太平莊離縣城三十里，對天外的事情劉真渴望瞭解。她常常跑到運河堤岸上眺望，那一隊隊白帆給她帶來過許多美麗的沒有眉目的幻想。縴夫們在逆風中艱難地邁著步子，腰身幾乎彎到沙灘，他們喊出的沉重悲涼的號子，不也是劉真幼時接觸的文學藝術麼！

1937年“七·七”事變，土匪拉夥搶奪，難民逃荒要飯，到處都是一片混亂。村裡的年輕人有的投入地主民團，有的當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