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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開啟門時，首先看見的是扎赫，她舒服地躺在馬蒂亞的懷裡，正擺弄著自己的頭髮。感謝上帝！接著，在孩子們的房間裡，我找到了利蘭，他正安靜地待在玩具墊上玩樂高積木。我返回到客廳，馬蒂亞仍跟我回來時一樣，坐在那裡沒動。

“是烏里，”馬蒂亞說道，“他遇到些麻煩！”我哥哥烏里？他身上會發生什麼事兒呢？他是一名運動員，特別喜歡劇烈運動。難道是在打籃球時一條腿骨折了？抑或是兩條腿？我馬上撥通了基布茲的電話，他們告訴我是心臟驟停，當時烏里正在游泳池裡游泳，病情發生後被送到了薩費德的醫院。“他現在的狀況如何？”我急切地問道，然而對方沒有回答。“我馬上就來。我馬上開車過來！”我大喊道，幾乎不能呼吸。“你可以來，但基布茲正在安排搶救。”

安排。從這個詞我知道了事態的嚴重性。我記得那會兒我的反應是目瞪口呆。當時，烏里正在游泳池裡和他12歲的兒子基列比賽，基列是他五個孩子中的老三。基列意識到父親不對勁，設法把他從水裡拉出來，立刻尋求別人的幫助。

但顯然烏里的去世並不完全是意外，那天早上他就感到胸口疼痛，然後諮詢了一位在基布茲生活的軍隊醫療員。年輕的醫生遺漏了一些症狀，並沒發現我41歲的兄弟有什麼生病的跡象和身體不適。因此，烏里也就沒在意，接著出去做了一整天的景觀美化工作，然後趕到泰爾海參加基布茲管絃樂隊的彩排，其中他演奏單簧管。烏里一直熱衷於提升自己的健康，他從離基布茲兩公里的地方下公車，這樣就能跑兩公里到家。在年輕人組織的游泳比賽中，烏里好勝心極強，壓根就沒打算給基列一點點機會。確實，他那天早上感覺到了疼痛，但醫生告訴他不用擔心，然而意外就這樣發生了。在這樣的情況下，當需要緊急救護時，住在黎巴嫩邊境就顯得非常不方便，離急救中心太遠了。

那一年，我31歲，有兩個孩子，進入了而立之年。成年以後，烏里和我走得越來越近，也成為了好朋友。當我們還是小孩的時候，對他來說我太小了，之後他又從家裡搬了出去。我們都成年後，10歲的差距也就消失了。我們在彼此的關係中找到了自己合適的位置，我們是兄弟，也是朋友。他的家人經常歡迎我和弟弟阿姆農去他家做客，我們在基布茲度過了很多的假期，並經常在那裡一起慶祝家庭聚會。假期裡，我們有時圍坐在一起，討論一些與倫理、道德、平等相關的嚴肅話題，這些後來都成了家族的傳說。烏里是一個非常有原則的人，我可以看到灰色領域，而在他眼裡只有黑與白。我們倆喜歡激烈的爭辯，而其餘的家人在享受甜點的同時，耐心地看著我們唇槍舌劍。偶爾，他有事的時候會來特拉維夫，我們彼此會面，享受待在一起的機會。現在，突然之間，所有這一切都不會再有了，烏里永遠離開了我們。這麼年輕就去世了，而且是以這樣一種意想不到、非正常的方式，想著真令人痛心。他像我們的父親一樣死於心臟驟停——真是個可惡的詞。

那種父親去世後讓我無法擺脫的憤怒，那種隱藏著巨大悲痛的憤怒，變得愈發深刻、愈發強烈。我覺得我會爆炸。為什麼是烏里？該死的，為什麼在這樣的年紀？世界上還有公平嗎？我不是一個狂暴的人，但我能感覺到心中那種暴力的傾向，一種粉碎、破壞和損毀的衝動，我指責天地，指責父母。也許我很生氣爸爸把心臟病遺傳給了烏里，也許我對母親很生氣，因為她沒有預兆地拋棄了我們。我不再去拜訪他們的墓地。不論是馬蒂亞，還是孩子們和阿姆農，沒有人可以安撫我內心的憤怒，這種憤怒在我身上潛滋暗長，但又不得不被深深隱藏。

從表面上看，生活恢復了正常。我照顧烏里的家人直到後事都安頓下來，並且經常去看望他們。即使我專心照顧柏盧麗雅和他們的五個孩子，那種令人不快的悲痛卻還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我像往常一樣繼續工作，更多的時間在伊朗度過。當那裡的海軍專案成功完工後，我們在伊朗擁有了無限的機會，很多商人想建酒店或遊艇俱樂部，因而業務訂單開始源源不斷地湧來。我們辦公室已經積累了很多有關文化傳統、地形特徵、定價體系以及運用合適材料方面的知識，也結識了很多當地的承包商。我甚至建立了一個原創性的計算機模型來評估給定專案的可行性，即EO——經濟學計算機模型。定量分析已經成為我擅長的專業領域，而這方面的需求也在增加。

我的一些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