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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怎能安坐家中置身事外呢？

如今，我們認識到了1967年六日戰爭和1973年贖罪日戰爭之間的關鍵區別，那就是1967年早在戰爭爆發前，預備役部隊已經召集到位了，而1973年這場戰爭開始得很突然，總參謀部甚至有些驚慌失措；並且，1967年的戰役發生在敵方領土，而這次卻發生在我方領土，埃及人的進攻如此出人意料，彼此的防線交織在一起。在這樣混亂的情況下，軍事指揮部當然不願意冒風險把我們送到前線去為坦克拍照。

戰爭已經進行了四五天，而我們還沒有得到任何指令，只能待在家裡。無所事事地等待著，也不知道外面的情形，這實在是令人沮喪的經歷。第六天的早上，我終於忍不住了，沒有去埃坦…戈申的辦公室，而是徑直去了國防部的軍事大樓請求調動。很快，他們就同意了。一兩天後，我們整個團隊被召集起來，並派往前線，從事與六日戰爭時一樣的工作。

巧合的是，我們起先也是開赴戈蘭高地，很快就發現我們處於危險當中。我們正經過的道路以及整個周圍的區域都還在遭受敘利亞炮兵的轟炸。儘管前線已經突破以色列並延伸到了敘利亞，但至少不再是偏遠的西奈，這樣我們偶爾能離開戈蘭高地的戰場去休息一下，即使不在自己家裡，但至少是在以色列境內。一天晚上，我打算睡在阿耶萊特哈夏哈爾基布茲，傍晚時分我先趕到伊夫塔赫基布茲看望烏里和他的家人。我們兄弟見面，分外開心，一起聊了很多，其中也聊到了父親。我驚奇地發現，烏里和父親是那樣地相像，這是我以前未曾注意到的。

“父親在這場蒙羞的戰爭之前去世，對他個人而言，未必不是一件好事。”烏里平靜地說道，看得出烏里已經習慣了父親的離去，不再那麼悲傷，而我要到什麼時候才能習慣呢？

臨走前，整個伊夫塔赫基布茲的人都聚集起來，為即將返回戰區的英勇戰士羅尼告別，烏里的5個孩子則對來接我的軍用吉普車充滿好奇，一會兒上去，一會兒下來，這裡摸摸，那裡看看。我手裡握著槍，儼然是一位真正的戰士。就在我跳上座位的時候，發生了一點小意外，槍從車上掉了下來，司機在確認沒有人受傷之後，重新發動了汽車。我係上安全帶，略感不安地轉身去看烏里，他緊緊抱著自己的頭，晃動著，面上帶著笑，我的侄子們也跟著向我告別。好吧，又只剩下這些槍支和我相伴了……

這場戰爭持續遠遠超過了6天，我們留守的時間也延期了。不過，這次我們研究的被戰爭損壞的坦克數量只有剛好一半，而在1967年，我們對所有坦克進行了逐個研究。然而就建設性的結論而言，我們在1973年做的工作卻要重要得多，這次，教訓更加的殘酷和痛苦。

1973年冬季，以色列正經歷著痛苦的自我反省過程。就在我辭職的前幾天，我們第二個兒子扎赫出生了，按當時時髦的做法，他的名字取自我父親的名字伊扎克。時任以色列總理的戈爾迪·梅厄夫人每天都承受著來自媒體的攻擊，對於戰場上正在發生的一切，她想得到第一手的資訊。為此，她召集了國防部很多分支部門的代表開會，包括有飛行員、裝甲兵、步兵，還有來自部隊情報部門的人員，我也名列其中。“我們的人民都是軍人，”她開門見山地說，接下來她表達了希望直接跟“人民”對話的願望。說實話，我不知道這樣的事情在別的國家是否有發生，也不知道這樣體現領導人和街上的普通百姓如此親近的會議在其他地方是否召開過。

戈爾迪總理離開她的辦公桌，在一張面朝我們的扶手椅上坐了下來，而我們則在離她很近的地方圍坐成一個半圓，就像家庭聚會一樣。“告訴我所有的事情，”她用有些沙啞的聲音說道，“這裡只有你我，不會有會議記錄，你們可以暢所欲言。”接下來，以一種慣有的美洲口音，她問了我們各種各樣的問題。起初，我們的回答還比較謹慎，“是”或“不是”都顯得很猶豫。慢慢地，回答的語氣變得更加堅定，就像水從井中奮力地噴湧而出，而故事一個比一個來得痛苦和慘烈。我們描述了當埃及人出其不意攻擊來臨時的震驚，我們的國家對此幾乎沒有準備，採取的應對措施也很緩慢，犯了很多的錯誤。一個來自裝甲部隊計程車兵說道：“說這些傷害到您，這使我感到痛苦，但更令我感到痛苦的是想到我那些被殺害的朋友。”總理聽大家說起這些的時候，臉色蒼白，後來她忍不住哭了起來，不停地啜泣。我不記得當時我們究竟一起坐著談論了多久，場面令人感到很悽慘。本來有飲料和蛋糕就在手邊，但始終沒人去碰。

整個國家處於風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