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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由埃坦…戈申的僱員代理，但我的經濟效益核算工作則由梅倫博士協助，他是數學模型的專家。梅倫曾訪問過伊朗一兩次，他是為我工作，而不是為丹。我們指派了一個土木工程師——拉凱利和我們一道以安納夫系統公司的名義，作為一個獨立單位來運作。我們的小團隊在大型專案的管理和運作上獲得了大量的經驗，同時，那一段時間也獲益頗豐。這是對我們必須忍受的艱苦生活條件的補償。阿巴斯港和蒂朗海峽的沙姆沙伊赫大約在同一緯度，說它的天氣條件像地獄一般，還算是保守的。在停車的時候，車裡必須開著空調，否則當我們回來時，我們會被燙得無法觸控方向盤。

雖然自然條件是難以忍受的，但是商業環境卻給我們提供了大量的機會，即便是對安納夫系統這樣的新公司來說。許多以色列人在伊朗嶄露頭角，尤其在灌溉系統、石油開採、軍事裝備供應等技術層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他們感覺就像在自己家鄉一樣，帶來了自己的家人，並建立了一所學校，在那裡孩子們可以繼續學習以色列的課程。

但並不是所有發光的都是金子。1976年，伊朗開始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國王下令控制物價進一步增長。在某種程度上，國王的法令的確延緩了通脹，但也得歸功於少數人發揮了創造性思維，他們不去提高價格，而是減少他們供貨的規模和數量。

這一策略可能在某些領域是可行的，但在房地產行業行不通。商人可以減少牛排的尺寸，但在房地產領域，“牛排”的尺寸是固定的，那麼一旦發生通貨膨脹，房地產的價格必然會上升。在三個不同時期出售的公寓可能會有三個不同的價格。但國王頒佈了法令，要求沒有通貨膨脹，那麼普通百姓應該怎麼做呢？

你肯定不能去做違法的事。國王有他慷慨的一面，但他畢竟是專制君主，如果你不遵守他的法令，那麼只有死路一條。你所能做的就是引進外國經濟顧問，如安納夫系統，針對不同時間購買公寓的不同人群，制定公平的估值方法。包括國王在內，不管任何人說什麼，在工程必須要完工、買房者需要搬進來住的時候，價格一定會慢慢地爬升。在安納夫系統，我們採納建議，分析了成本和價格的變化，界定了總共七組不同人群，併為每個組計算了建設成本以及其他費用。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發現佔專案成本4％的部分我們無法解釋。無論我們如何計算盈虧，當我們加上磚塊、灰漿、門、空調等各種成本，其總額總是少於合同價的4％，這4％似乎是消失了。當我們問及客戶這個難以捉摸的數字時，他們回答說，我們應該保持沉默。如果我們重視自己的面子，就不要想去了解更多關於伊朗監獄的內幕，我們不應該問這樣愚蠢的問題。他們敦促我們從頭再來，重新核算一次，並做出一個更令人滿意的結果。俗話說，入鄉隨俗。我們就按要求做了。

伊朗是我有外國工作經驗的第四個國家。在每個國家我都得到了更好的全球視角。1965年，作為一個學生交流計劃的一部分，我航行到雅典、熱那亞和巴塞羅那，然後坐最便宜的火車去馬德里。那一個月，我住在一家青年招待所，在一個天然氣加工廠——丁烷公司工作。在臭氣沖天的生產線工作一天後，我禮貌地問我能否去辦公室工作。在那裡，用他們的電子製表軟體，我繪製出各種簡明的圖表來幫助他們做出決策。

在以色列理工大學完成我的課程後，我和同學丹·羅森斯特魯馬前往倫敦、阿姆斯特丹、巴黎和義大利旅遊，直到花光所有的錢。1969年，我和馬蒂亞去歐洲度蜜月，我們住在青年旅館，不去大的飯店吃飯，也沒有其他奢侈消費，不過我們儘量利用時間遊玩，因為在當時我們還不能負擔經常出國旅行的費用。

從旅行中，我開始意識到，如果我想在一個大的世界中獲得成功，我必須先熟悉它。我父母那一代幾乎沒有出過國，我父親在猶太旅團服役期間曾去過義大利，而馬蒂亞的父親是政府官員，偶爾會去歐洲出差。我和她的母親則是在到了以色列後就再也沒有離開過。猶太復國主義的信仰是最好在祖國旅行，不要受到國外其他地方的誘惑。我父親去世後，馬蒂亞和我出過三次國，有一次是去美國旅行。我第四次出國是到伊朗，只不過，這次我不再是一個度假中的學生了，而是一個私人公司的老闆，是一個獨立的生意人。

直到1979年2月1日，那是伊朗革命爆發的日子，我們以色列人一直認為伊朗執政黨非常穩固。伊朗革命讓我們不得不未雨綢繆，我們沉浸在伊朗人好客的歡樂當中，開我們主人的玩笑，併為彼此創造財富。我們視野範圍內沒有一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