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部分(第2/4 頁)

私憤，主動聯絡記者前來採訪。同時，他將已做處理的問題又重新抖了出來，欲將責任推卸到報社及個別領導身上。”

《鄂東晚報》總編輯蔡群也否認授意記者進行新聞敲詐。他說，“中央政策我們當然要登，但並不是用來恐嚇別人的，記者不能把心思想歪了。”

“有記者反映採訪時是帶著發票下去的，為什麼這樣？”記者問。

“我不敢肯定他們帶著發票，因為我不分管財務。但如果是廣告經營帶發票很正常。”

陶志東等人予以反駁：“當時我們領發票時需要登記發票號，而且有十多個人同時領，報社領導不可能不知道。”

“從有償新聞到有償不新聞，媒體的職業道德問題值得關注”

黃岡市目前有兩份報紙，一份是《黃岡日報》，一份是其子報《鄂東晚報》。

據瞭解，《鄂東晚報》現在的發行量不足1萬份，覆蓋人群有限。在黃岡及其區縣，人們看得最多的是《楚天都市報》。而為了爭奪黃岡及周邊地區市場，今年9月，《楚天都市報》開闢了《鄂東新聞》，每週二、五各出8個版，對早已危機四伏的《鄂東晚報》造成了極大壓力。

蔡群也對本報記者說，自己2002年年底接手總編輯時，《鄂東晚報》已經陷於停頓，4個月的工資沒有發，4個月的印刷費沒有付，每年還要向《黃岡日報》上繳20萬元。在這種情況下，廣告經營任務顯得很重。

“報社要創收，我們可以理解，但關鍵是採用什麼方法。”在陶志東看來，給每個編輯記者甚至校對人員下達創收任務，甚至報社上下配合“以曝光促發行”的手段，並非《鄂東晚報》獨有。

陶志東舉例說，一次開會晚報老總介紹兄弟媒體經驗時說，湖北某地市級晚報剛創刊時，聯絡當地公安訂兩千份報紙，被婉拒。該報集中火力，只要公安部門、社會治安出了什麼事就大報特報，沒有兩個月，公安服了，乖乖地訂了兩千份報紙。

陶志東對本報記者說，“我和其他晚報同行交流，很多做法是心照不宣的。”

無獨有偶，2003年11月7日，蔡群簽發的《緊急致各縣市駐站記者的一封信》，也透露了向兄弟媒體學習的資訊。

蔡群特別強調，“前不久，我和日報領導到山東最窮的菏澤考察，該市每個縣級駐站記者每年完成的上交報社的廣告收入，少的有18萬元，多的有40多萬元。”

蔡群向駐站記者呼籲：“日報明年也將派出駐站記者，規定每年完成廣告任務是15萬元。我們還有什麼理由不能完成合同的廣告和發行任務呢？”

“只要給錢，什麼稿子都能發；只要給錢，什麼醜聞都能壓――這是新聞職業道德下滑的集中表現。”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鄭保衛認為，無論是《鄂東晚報》的硬敲詐，還是強行拉贊助、拉廣告的軟敲詐，都嚴重敗壞了新聞職業道德。

鄭保衛教授日前參與了一項媒體職業道德的調查。他驚奇地發現，相當一部分記者、編輯甚至報社領導，對記者收紅包已是見怪不怪，他們反問，“這難道還是問題嗎？”

2003年山西繁峙礦難發生後，11名記者受到礦主賄賂沒有進行報道，從某種程度看，《鄂東晚報》的做法與其類似，鄭保衛教授稱之為“有償新聞”出現了變種―――有償不新聞。“從有償新聞到有償不新聞，媒體的職業道德問題值得關注。中國媒體有其特殊性，話語權是黨和政府的。有償不新聞也是利用公權為小團體或個人牟利，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鄭保衛教授還認為，從《鄂東晚報》暴露的問題看，黃岡市有關部門更應該考慮對其報業格局的調整。“辦報要考慮經濟大環境，不能適應市場的要予以淘汰。”

黃岡市是一個以農業經濟為主的革命老區，總人口724．7萬人，其中農業人口599．99萬人，下轄11個縣、市、區中，國家級貧困縣有3個。2004年黃岡市統計年鑑顯示：全市工業企業單位651個，其中小型企業618個，大型企業僅一個。2003年地方財政收入15．95億元，而財政支出則為30．91億元，屬典型的吃飯財政。

訂報需要錢。黃岡市2003年市轄區居民人均可支配消費支出為4638元，其中用於娛樂、教育、文化的消費支出市轄區為849元，而全市僅為318元。相對來說，《鄂東晚報》一年188元的定價顯得偏高。

“都市報靠市場生存，經濟不活躍就不會有足夠的廣告，沒有足夠的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