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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軍武2004年的任務是訂報500份，創收4萬元。因為不願意用新聞創收，他屢屢完不成任務，大會小會受領導的批評。2004年5月，他選擇離開報社。

“有一定權力、社會關係廣的人還能想辦法完成任務，你說我們這些普通記者怎麼完成任務？”

隨後發生的一件事更是讓《鄂東晚報》記者感到兔死狐悲。

2004年5月，有人致信湖北省委書記俞正聲，舉報《黃岡日報》違規在黃岡各縣設立記者站，同時舉報《鄂東晚報》駐浠水記者進行新聞敲詐。

浠水縣多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人向本報記者反映，一些記者什麼都沒有，靠一本發票起家，到處敲詐拉廣告、贊助，浠水縣實在不能忍受這種盤剝了。

接到反映後，俞正聲批示要求嚴查。《黃岡日報》撤銷了駐各縣的分站，《鄂東晚報》則宣告駐浠水記者的敲詐行為純屬個人行為，予以除名。

而實際上，就在事發前一個月，這名記者因“在2003年度中吃苦耐勞，樂於奉獻，被評為先進駐地記者”。

不僅如此，2003年3月26日，《鄂東晚報》也通報表揚了這名記者，“在採訪中有理有節，廉潔奉公，多次拒絕被採訪單位的禮金，在浠水縣樹立起《鄂東晚報》駐地記者的良好形象。”

“一旦追查起來，記者成了報社的替罪羊，晚報和日報領導什麼事都沒有。”記者們不願意接受這樣的事實。

2004年10月22日，陶志東等《鄂東晚報》17名以中層幹部為主的編輯記者集體簽名遞交辭職信。

辭職信說：從2003年到今天，報社拋棄新聞道義和新聞紀律，採取卑劣手段抓收入，將報紙帶入了一個急功近利、竭澤而漁、人心渙散的危險邊緣。工作的絕對重點放在了創收上後，創收成為對員工惟一的衡量標準。全體工作人員一心搞創收，反而忽略了本職工作：編輯、記者都成了廣告員。為了搞廣告寫工作報道、為了搞廣告寫表揚稿、為了搞廣告，批評稿要用以“敲詐勒索”，何談報紙質量？

記者們指出了晚報存在的問題：　一是領導層指導思想偏移，全社均以創收為出發點，報紙質量也為創收讓路。　二是人員配置和機構設定誤區，以部室為單位的創收考核，使小集體利益損害報社整體利益。　三是晚報領導決策和行為沒有得到應有的監督。

“這都是過去的問題”

這是最激烈的一次抗議。過去，記者們一直在試圖提出不同意見。

熊軍武說：“報社領導開會時問的都是錢帶來了沒有，根本不問業務。只要我們提意見，領導就說，算了算了，散會！”

陶志東等17名年輕的記者編輯也曾寄希望於改革。“但目前，《鄂東晚報》的現狀及其發展趨勢，著實令我們感到困惑和憂慮。前段時間改革的雷聲讓我們一度看到了些許希望，但最終的結果卻令我們大失所望。”

在陶志東等人看來，集體辭職的真實目的是想觸動日報社黨委，儘快改革。但在《鄂東晚報》和《黃岡日報》領導看來，這是在洩私憤。

2004年11月24日，黃岡日報社向湖北省有關部門遞交的《關於原鄂東晚報個別記者違規違紀行為處理情況的彙報》認為，極少數記者利用曝光要挾等不正當手段進行新聞敲詐，大部分發生在2003年初，少數發生在今年7月份前，這些問題“我們早已採取措施給予了嚴肅處理和認真整改”。

黃岡日報和鄂東晚報領導多次向本報記者強調，進行新聞敲詐的只是極少數本來就表現不好的記者，這些事情和報社領導無關。

2003年以前，《鄂東晚報》總編助理楊輝是記者部主任，他肯定地對本報記者說：“我當記者部主任時，從來沒有聽說過有記者進行敲詐的事。”

記者問：“如果說2003年以前沒有記者敲詐，為什麼2003年一下出了兩三個你們認定的敲詐記者，難道是報社風水變了嗎？”

沉默了幾分鐘，楊輝說：“應該這麼說，我不能保證2003年以前沒有，但都是在我們可以控制的範圍內。”

至於《鄂東晚報》總編在發稿簽上寫上“此事很嚴重”等批語，配合記者敲詐當事人的說法，分管《鄂東晚報》的《黃岡日報》副社長雷電也予以否認，他認為寫這樣的批語只是因為總編輯“政治上不成熟”。

《黃岡日報》社領導還認為，陶志東平日表現不佳，報社領導對其不良行為多次進行批評教育，直至做出開除處理，“他個人發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