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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要感謝劉小暉，她策劃了這個選題，安排了出版的諸多工作，過程中變生不測，枝節橫生，全虧小暉的把握與堅持；感謝《文明》雜誌的婁曉琪先生，他慨然允諾我使用《文明》的照片，為本書增色；還要感謝我的朋友和同事，承蒙他們多年來閱讀和喜愛我的文章，給了我寫作的勇氣和自信。限於學力，本書的疏漏謬誤之處，恐在所難免，敬請讀者朋友指正，在此先行感謝。

舒　敏

二○○七年五月

●沙漠駝隊，選自《文明》200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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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張騫之前絲綢之路就已經存在？

絲綢之路到底是什麼時候開通的呢？是否在張騫之前就已經存在？

就絲綢之路的存在，史學界有不少看法。

有學者提出，人們最熟悉的絲綢之路南、北、中三條道路，實際上並非是漢唐開闢的新線，而是自古以來一直就存在的天然通途，以“絲綢之路”命名只是一種借用或泛指。

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的研究表明，人類各主要生活地區的交流始終存在。如果這種觀點成立的話，那麼，2003年學苑出版社出版的石雲濤的《早期中西交通與交流史稿》一書中的描寫就應該看作是正確的。作者認為　：“自西周至春秋戰國時期，這條道路上已經有中國的絲綢、銅器大量地運往中亞，傳去的還有中國的天文、曆法。絲綢更透過那些遊牧民族間接地傳到更加遠的地方，甚至歐洲。”　按照這種說法，中國與西歐文化交流開始的時間，或曰絲綢之路啟用的時間，應該是春秋戰國時期。

與這種觀點不謀而合，考古學家王炳華先生，在對新疆吐魯番地區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考古勘查後，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他在《訪古吐魯番》一書中指出：“包括吐魯番在內的新疆大地，作為歐亞大陸交通往來的重要通道，遠遠要早於公元前2世紀。”其結論來自於他對生活在兩千二百多年以前的吐魯番居民車師人的考古發現。在車師人安息的墓地中，發現了相當數量的海貝、帶柄的銅鏡、漆盤、平紋絹、鳳紋刺繡等，這些物品顯然都是來自於遙遠的外部世界。海貝雖然不是什麼稀罕物，但是它們出自深海大洋；帶柄的銅鏡，其造型與希臘銅鏡有一定的相通之處；不論是漆器還是絲繡，只能來自於祖國的中原大地，因為在漢使通西域以前，絲織業不過陝西。這些例項有力地證明了西域和中原地區乃至廣大的世界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有著文化、技術上的不斷交流，而這種交流似乎可以作為“絲綢之路”早已存在的有力佐證。

後來有學者又作了更加大膽的推測：“既然中國的考古說明，至少在商朝已經有絲綢出現，因為在甲骨文中已經有帛、蠶、桑、絲等字的出現。中國人有什麼原因不在一開始就把絲綢販運出去呢？”“在商朝絲綢就是重要的中西方之間的商品，絲綢之路至少在商朝已經成型。”

其結論可謂非同凡響。

關於桑蠶的考古記錄，目前所見最早的文物之一，是1977年在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第三文化層出土的象牙盅形杖飾，器表刻有蠕動的蠶紋和編織紋。由於河姆渡遺址的年代距今7000年左右，因此，專家認為，我國至遲在7000年前就發明了桑蠶。如此說來，我國桑蠶起源的歷史豈非還應該提前？因為在此之前，必定還會有一個漫長的發展歷程。那麼，絲綢之路的產生是否還有可能更早？

看來，要確定絲綢之路的開通年代，尚難定於一說。

此外，關於新石器時期的“草原之路”、傳統的“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的推測也見諸文字。

不管有多少種說法，對絲綢之路最具開拓意義的，應屬西漢時期張騫的“鑿空”壯舉。張騫在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兩次出使西域，開拓了世界歷史上著名的絲綢之路，為我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奠定了決定性的基礎，開啟了我國與中亞、西亞、南亞以至通往歐洲的陸路交通，加強了東西方國家和人民的友好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

可以這樣認為，張騫通西域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絕不亞於美洲之發現在歐洲史上的重要。然而，十分遺憾的是，絲綢之路的名稱來自於一個西方學者。

19世紀末，曾經多次來中國旅行的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認真地研究了這條橫亙歐亞大陸的商道時，驚訝地發現，是一種重要的貿易商品使這條路支撐了1000年，這種商品就是中國的絲綢。因此，在他撰寫的三卷本《中國》一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