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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幾入格矣！將軍聞言，忽有所感，則大怒，裂其紙，並墨硯而碎之。左右方驚無所措。將軍乃慨然雲：我人已在格子裡，愁苦不可解，今並我字亦入格耶？我固有罪，我之字無罪也，我何必使字失自由？從此將軍不復習字，苦悶無聊，遂一如往昔。”人稱“這樣的文字，可與《史記》媲美。”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蘇青著有《結婚十年》，其為人既不革命也不女權，她要的是婦權——家庭主婦的正當權益。其婦權主義綱領僅將聖人名言句逗移前一字：“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二戰中，甘地與英印政府矛盾一度激化，與尼赫魯等人一同被捕，蔣介石多次呼籲雙方和解。由於甘地絕食，生命垂危，蔣致電在美國的宋美齡，要她“面商羅斯福總統，從速設法勸英國政府立即釋放甘地先生，以確保聯合國為民主、為人類作戰之信念。”宋遂及時轉告羅斯福，羅告印度總督：“無論如何不能使甘地先生絕食而亡。”印督答稱：“如彼欲死，似無辦法。”宋美齡插手，使英國政府極為惱火，向外長宋子文抗議，宋答說：“這件事不足為奇，因為蔣夫人是位婦女，說話時會感情重於理智。”

顧維鈞的態度非常雍容，從來沒有疾言厲色。他對人總不稱“你”而稱“您”。他說：“在外交上講話，一定得有禮貌。例如知道對方不會同意自己的意見，而話一定得這樣說：”我相信您一定會同意我的意見吧‘。“

抗戰期間，文化界人士聚會重慶。一天，曹立庵陪柳亞子和郭沫若在重慶街頭小飲，酒至半酣，柳亞子乘興對郭沫若說道：“才子居然能革命。”郭一聽心領神會，立即含笑回敬一句：“詩人畢竟是英雄。”吟罷兩人相視大笑。

抗戰結束，中國報紙流行“八年抗戰，最後慘勝。”

夏濟安與卞之琳是同事，過從甚密，日記中頗多涉及卞、張之戀。如1946年2月1日：“卞在補牙齒，酒後發牢騷雲：少年掉牙自己會長，中年脫牙沒法長全，少年失戀，容易補缺，中年失戀才真悲傷。張某某之脫離他，對他真是一大打擊，痛苦不過偶然表露一下。”

1948年，國民政府自稱要結束“訓政”，舉行所謂“全民大選”。競選活動激烈，于右任參選，其人書法聞名國內外，連夜趕寫了近千幅“為萬世開太平”的條幅，準備分贈國大代表，以示親切和拉攏。記者問他參選有何後盾，於答：“我有條子。”記者大吃一驚，於恆無私產，何來金條？原來是指其趕寫的條幅。

20世紀50年代，內地大批胡適。在一座談會上，與胡適有關係的幾位老先生不得不“批判”，沈尹默講話最妙，他說一次去看胡適，胡正在寫文章，但見案頭滿是開啟的書，邊看邊寫，沈說：“這哪裡是做學問的樣子？”

少數騙子統治多數啞子（1）

民國時，王亞南說：“專制制度下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啞子，一種是騙子。我看今天的中國就是少數騙子在統治多數啞子”。

周恩來在外交上顯現出極大的天分。有一次，一位美國記者問周恩來：“你們中國人為什麼把人走的路叫‘馬路’呢？”周恩來回答：“我們走的是馬克思主義之路，簡稱叫‘馬路’。”美國人又問：“在美國，人們都是抬頭走路，而你們中國人為什麼都低著頭走路？”周恩來答道：“美國人走的是下坡路，當然要仰著頭走，而我們中國人走的是上坡路，當然要低著頭。”

20世紀60年代初，章詒和與母親李健生在莫斯科餐廳吃西餐的時候，遇見聶紺弩，其時餐廳的服務員都神氣得很，催她們上菜，帶搭不理的，還從眼角看人。聶生氣了，對章兩人說：“什麼叫養尊處優？還用查字典嗎？她們的臉就是註解。凡掌管食品的人，都是養尊處優。”在等著上菜的時候，李健生問聶的工作情況。聶說：“眼下的工作單位好極了。”李問：“好在哪兒？”聶回答說：“我都和孤家寡人（指溥儀）在一起了，你說這個單位（指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還不好？”

反右後，章伯鈞跟儲安平聊天，因為“我們都被隔離於社會，想深入研究中國的社會現象、思想現象已經沒有了基本條件。”他跟儲說：“我現在只能讀讀老杜。杜詩的版本我已收集四十多種。看來，‘少讀李白，老吟杜甫’很有道理。”接著又說：“我這裡蒐集了許多版本不錯的英國詩集，有莎士比亞、拜倫、雪萊等大家之作。普希金的英文版詩歌也是全的，四卷本，插圖也好。你今天拿些去吧，也不必還我。詩可讀，也可譯。”儲安平搖頭，說：“英國詩歌的高貴優美之處，在於常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