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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底，張作霖擁立親日派的梁士詒組閣，梁與日本密商山東問題，答應用日本借款“贖回”膠濟鐵路，並同意將該路作為中日“合辦”。吳佩孚得知後立即痛罵梁內閣“賣國媚外”，張作霖則公開指責吳佩孚作亂，破壞統一，兩派衝突漸趨激烈，指責電報你來我往。其中吳佩孚馳電回擊張作霖說：“《大誥》之篇，入於王莽之筆，則為奸說；統一之言，出諸盜匪之口，則為欺世。”

張宗昌能詩，其《笑劉邦》曰：“聽說項羽力拔山，嚇得劉邦就要竄。不是俺家小張良，奶奶早已回沛縣。”其詩中“奶奶”應讀作奶奶的，以罵孃的話入詩，真是狗肉將軍本色。其二，《俺也寫個大風歌》：“大炮開兮轟他娘，威加海內兮回家鄉。數英雄兮張宗昌，安得巨鯨兮吞扶桑。”起句妙，足以流傳後世；末句開始拽文，估計是經過了文人修改，“吞扶桑”實際上是句當時流行的空話。

陸小曼對徐志摩說：“你不是我的茶壺，你是我的牙刷；茶壺可以公用，牙刷不能公用。”

張伯苓辦南開大學，初期困難重重。在經費的籌措問題上，主要靠個人捐款，但私人有能力捐款者，多不是有社會良好聲望之人，如政客曹汝霖、軍閥楊以德就給南開捐助很多。學生因此抗議，反對曹、楊為學校董事，認為不能以校董換取捐款，否則有損南開名聲，張伯苓說：“美麗的鮮花不妨是由糞水澆出來的。”

林語堂撰聯自說：“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世稱其為“幽默大師”，他曾舉釋迦、基督、孔孟老莊之言來闡釋幽默精義，說是“我們人都是有罪的，但我們也都是可以被寬恕的。”

1930年2月，中原大戰一觸即發。吳稚暉勸馮玉祥放棄干戈，馮親擬一電報致吳：“南京吳稚暉先生：頃接先生之電，迴環讀之，不覺啞然失笑。假如玉祥不自度量，復先生一電，文曰：”革命數十年的老少年吳稚暉先生，不言黨了，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蒼髯老賊，皓首匹夫，變節為一人之老狗，立志不問民眾之痛苦，如此行為，死後何面目見先總理於地下乎？‘豈不太好看乎？請先生諒之。馮玉祥寒日。“

吳佩孚到北平後，華北局勢日趨嚴重，駐北平國民黨高階負責人經常有所更動。從張學良、何應欽、黃郛到宋哲元都按月給他一定的生活費。1933年1月段祺瑞南下時，蔣介石擬派人迎吳南下，因吳表示不願而止。當時上海商會電箴吳保持晚節，吳有皓電回答說：“生平期關岳文史，春秋內外之義，尤所兢兢。舊京寄跡，殊服異俗之賓，從未一入門庭。”

聞蔣委員長有難，特越窗赴救

邵元衝到廣西遊玩，見李宗仁、白崇禧，私談後特到西安見蔣，恰好碰上西安事變。別人住在招待所平安無事，獨邵大為恐慌，跳窗出去，被士兵開槍打死。南京報紙說他“聞蔣委員長有難，特越窗赴救，政府待以國葬之禮”。

抗戰前，七君子被捕，在法庭上，審判長問王造時：“被告王造時，你們主張建立一個統一的抗敵政權，是不是要推翻現政府呢？”王是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博士，答說：“審判長先生，你把政府跟‘政權’混為一談了！政府，乃國家行政機關，是國家機構的組成部分。政權，則是指國家權力，亦即統治階級實行階級統治的權力，由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暴力保證其實現……審判長先生，你所問的政權推翻某政府，這樣的問題就是邏輯混亂，概念錯誤！”

郭沫若勸周作人離開北平，寫“國難聲中懷知堂”，說是“如可贖兮，人百其身！”“知堂如真的可以飛到南邊來，比如就像我這樣的人，為了掉換他，就死上幾千百個都是不算一回事的。”郭說日本人信仰周作人的比較多，假使他“到南邊來”，“用不著要他發表什麼言論”，就是對日本人的一服‘鎮靜劑’。

抗戰期間，愛國華僑陳嘉庚向重慶提議：“敵未退出我國土即言和當以漢奸國賊論”，此議由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透過，並被後人譽為“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一個提案”。

張季鸞有“新聞奇才”之稱，他曾有《楊將軍不寫九宮格》文，記楊虎城將軍因西安事變而遭囚禁中的一段歷史：“將軍獲遣三四年，以生龍活虎之人，在花朝日夕之時，處窮鄉僻壤之地，苦悶無聊，可以想見。左右因便進言：何不以習字為功課！習字能養性，得靜中之樂也。將軍深嘉納之。於是集白羊之毫，折九宮格子，日書百十字。初患格小字大，字正格斜；積旬日，及稍稍有規矩，頗以自喜。左右有諛之者曰：佳哉，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