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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洋考察。西方國家兩次破門而入，清朝才被迫開門而出。中國走向世界，世界也走向中國。漢、唐盛世時，中國沒有人走出過亞洲，法顯和玄奘“取經”的“西天”，是印度而不是歐洲。明朝的鄭和下西洋也沒有到歐洲。清朝向西洋考察，開始於同治五年（1866年）。這年的春天，總稅務司赫德要回國結婚，向奕請6個月假，順便建議清政府派人到西方去考察。這正合奕的心意，於是上奏請派員出國考察並獲准，從而有了清政府派斌椿等人走出國門的破天荒事件。

斌椿，《清史稿》無傳，旗人。當時官員們對出國考察都不願去，也不敢去，而63歲的斌椿報名應徵。親朋故舊以“雲風險濤”相勸止，甚至有人以蘇武被扣匈奴相告誡，但他決心親自一試。斌椿是既受政府派遣、又為政府官員中赴西歐考察的“東土西來第一人”。同治五年（1866年）正月二十一日，斌椿率三名同文館的學生及自己的兒子廣英（為照顧其父同行），離京從上海乘輪船出洋，經過一個月零八天的航程，到達法國馬賽。他在歐洲遊歷110多天，訪問了法、英、荷蘭、丹麥、瑞典、芬蘭、俄國、普魯士、挪威、比利時等國，於九月十八日回到北京。斌椿寫出《乘槎（chá）筆記》，第一次記錄下親眼所見諸如火車、輪船、電報、電梯、機器印刷、蒸汽機、攝影、起重機、抽水機、顯微鏡、幻燈機、紡織廠、兵工廠等。還第一次參觀並記述了歐洲博覽會、芭蕾舞、大英博物館、國家議院、近代報社、高等學院，以及法國的凡爾賽宮、凱旋門等。他看到了西方近代的科技與文明。

（三）培養洋務人才。開辦外國語學校、實業學堂、近代軍事學校、派遣留學生等。同治朝新式學校最早者是京師同文館。從京師八旗子弟中選出10名學生，教員則由英國教士包爾騰擔任。同文館除了聘請洋人教授外語，還請徐樹琳教授儒家經典。當時的工薪，漢文教員年薪100兩，外國教師年薪1000兩。同文館學生膳食、文具全由政府承擔，每月另發10兩津貼。月課合格者獎銀32兩，季考合格者獎銀48兩，歲試及格者獎勵72兩。若三次考試都及格，共得獎銀152兩，加上每月津貼，每年得銀272兩。後奕請在同文館開設“天文”、“算學”館，“採西學”、“制洋器”，引起了京師內外的軒然大波。有人說：學“西技”是“捨本求末”，講“氣節”才是“強根固本”。也有人認為：設立同文館將使中國傳統喪失，令中國官員士子向外人學習技藝，不僅是一大恥辱，而且將使中國“變而從夷”。京師流傳出一副對聯：“鬼計本多端，使小朝廷設同文館；軍機無遠略，誘佳弟子拜異類師”。於是傳稱奕為“鬼子六”。前門外牆壁上出現“揭帖”，上寫：“未同而言，斯文將喪”，此帖裡嵌著“同文”二字，諷刺設立同文館，中國將喪失傳統文明。候補直隸知州楊廷熙呈遞條陳道：“西學”乃“西洋數千年魑魅魍魎橫恣中原”之學，請洋人為教員將使“忠義之氣自此消”，“廉恥之道自此喪”。有人將當年春旱，渲染為“天道示警”，攻擊是奕等人倡行“西學”而致，乃紛紛上折，要求同文館停止招考。更嚴重的是，大學士、同治皇帝的師傅倭仁也上書反對。他認為：“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又說：“古往今來未聞有恃術數而能起衰振弱者。”認為不必向外國學，以中國之大，“必有精其術者”。奕等遞上駁斥倭仁的奏摺：僅尚空談，不切時務，中國將愈益落後。英、法皆小國，卻幾次打敗中國，所恃者正是科學技術。朝廷一味因循敷衍，才一敗再敗。並請倭仁保舉“精其術者”。倭仁保舉不出人才，只好退讓。由於兩宮皇太后態度明朗，使攻擊同文館招生之風被壓下去。然而同文館的招生受到很大影響，原報名者98人，但參加考試者僅有72名，其中30人是為了有優厚獎學金而報考。半年後只餘下10名學員尚能跟上學業，遂與原來在館的八旗子弟合為一班。後在上海、廣州也開設了類似的學校，招收滿、漢子弟入學，只開設外語課，請美國人做教師。同文館後來聘請美國人丁韙（wěi）良為總教習，開設化學、數學、天文、物理、國際法、外國史地、醫學、生理學、政治經濟學等課程，畢業年限改為8年，至此同文館初具一所綜合性高等學府之規模。作為第一所近代學堂開辦起來後，它帶動了其他近代學校的出現。該校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併入京師大學堂。它培養了一大批通“西學”的人才，其中僅駐外公使就培養出28人。

同治朝開設的新式學校，還有江南製造局附設的機械學堂、福州船政局附設的船政學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