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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兩宮皇太后和恭親王奕，利用了顧命大臣對慈禧與奕的力量估計過低而產生的麻痺思想，又利用了帝后雖是孤兒寡母，卻掌握“御賞”、“同道堂”兩枚印章——顧命大臣雖可擬旨不加蓋這兩枚印章卻不能生效，兩宮太后與奕可由大臣擬旨加蓋這兩枚印章便能生效的有利條件。

第三，兩宮皇太后和恭親王奕，搶佔先機，先發制人，沒有隨大行皇帝靈柩同行，擺脫了顧命大臣的控制與監視，並從間道提前返回，利用自七月十七日咸豐死，到咸豐靈柩運到皇宮，其間74天的充分時間，進行政變準備。原定九月二十三日起靈駕二十九日到京，因下雨道路泥濘，而遲至九月初三日到京，比原計劃晚了4天。兩宮太后於二十九日到京，三十日政變，時間整整差了3天。這為她們準備政變提供了時間與空間，打了一個時間差與空間差。

第四，兩宮皇太后和恭親王奕，意識到並預感到：這是他們生死存亡的歷史關鍵時刻，惟一的出路就是拼個魚死網破。慈禧曾風聞咸豐帝生前肅順等建議他仿照漢武帝殺其母留其子的“鉤弋夫人”故事，免得日後皇太后專權。這個故事，《漢書·外戚傳上》記載：漢武帝寵幸鉤弋夫人趙婕妤，欲立其子，以“年稚母少，恐女主顓（zhuān）恣亂國家”。趙婕妤遭漢武帝譴責而死。漢武帝臨終前，立趙婕妤子為皇太子，以大司馬、大將軍霍光輔少主，是為漢昭帝。但是，咸豐帝沒有像漢武帝那樣做，而是用“御賞”和“同道堂”兩枚印章來平衡顧命大臣、兩宮太后之間的關係，並加以控制。結果，這兩枚印章被兩宮太后所利用，打破了初始的權力平衡結構。

“辛酉政變”是君權與相權的一次大的衝突，表現了兩宮皇太后和恭親王奕的聰明才智。它的重大結果是清朝體制的一大改變。經過“辛酉政變”，否定“贊襄政務”大臣，而由慈安皇太后與慈禧皇太后垂簾聽政，這是重大的改制。“辛酉政變”後，恭親王奕為議政王，這是當年睿親王多爾袞輔政的再現。但有一點不同：既由帝胤貴族擔任議政王、軍機大臣，又由兩宮太后垂簾聽政。這樣皇權出現二元：議政王奕總攬朝政，皇太后總裁懿定。這個體制最大的特徵是皇太后與奕聯合主政，後來逐漸演變為慈禧獨攬朝政的局面。隨之產生一個制度：領班軍機大臣由親貴擔任，軍機大臣滿洲兩人、漢人兩人。在同治朝，大體維持了這種五人軍機結構的局面。

“辛酉政變”就滿洲貴族而言，主要是宗室貴族同帝胤貴族的矛盾與拼殺。兩宮皇太后特別是慈禧皇太后，主要利用和依靠帝胤貴族，打擊宗室貴族，取得了勝利。

同治皇帝在辛酉政變後，內有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外有議政王奕主政，從而開始了同治新政。

同治新政

同治朝遇上了難得的歷史機遇：在國內處於“太平天國”與“義和團”兩次重大社會動盪之間，在國際處於英法聯軍與八國聯軍兩次入侵之間，如同處在兩次大風暴中間的緩衝期。同治之前的道光、咸豐，之後的光緒、宣統，都沒有這樣的有利條件。這就給同治朝實行新政提供了難得的機遇。日本明治維新也正在此時。兩宮太后垂簾聽政、議政王奕主持政務，互相配合，推行新政。在奕集團的主持下，新政的主要措施是：成立總理衙門、設立同文館、辦新式學校、派人出洋、辦廠開礦、修築鐵路等，實行學習西方近代化舉措，開始走向開放、進步。

（一）設立總理衙門。全稱為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一般稱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於咸豐十年（1861年）十二月初十日正式批准成立。它的實際職能是總攬新政的中央政府機構，是面對世界局勢、完全創新的機構。它不僅掌管清廷與各國間的外交事務，而且包括對外貿

易、海關稅務、邊疆防務、海軍建設、新式工礦業，以及建新式學校、興修鐵路、礦務等，實際上它相當於清廷的內閣兼外交部。這是二千年來第一個專門處理外事的中央機構。總理衙門由親王一人總領，實為首席大臣，其他大臣從軍機大臣、大學士、尚書、侍郎等中指派充任。下設獨立公所，計有英、法、俄、美和海防五股等機構。其中，俄國股，兼理俄、日兩國外交事務；英國股，兼理奧地利交涉事務；美國股，掌辦對美、德、秘魯、義大利、瑞典、挪威、比利時、丹麥、葡萄牙各國交涉事務；法國股，兼理法國、荷蘭、西班牙、巴西各國交涉事務；後設海防股，掌管南北洋海防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主旨是辦理同西方關係事務，創辦近代化事業，它的出現是中國走向近代化的一個標誌。隨之，設立駐外使領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