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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繼承了父輩零售業生意的富豪在溫伯格家做客，這位客人飯後早早就去休息了。由於溫伯格家唯一的傭人就是廚師，溫伯格夫婦親自收拾杯盤碗盞，隨後溫伯格發現客人把西服和鞋子都放在了臥室門外。溫伯格覺得很好笑，但他還是拿著西服和鞋子到廚房，認認真真地擦了皮鞋，刷乾淨了西服，再把它們送回客人門外。第二天客人離開之前遞給溫伯格5美元，囑咐他要把錢交到那位替他好好整理了衣物的管家。溫伯格好好感謝了這位客人一番，然後把錢裝進了自己的腰包。

迴歸路漫漫（12）

雖然溫伯格時時在人前展露自信，但是他有些時候還是對自己在某些方面的能力沒有那麼放心。他知道自己的文化水平低，所以總是認真地撰寫每一封寄給客戶的信—通常都用粗筆尖鋼筆，寫在土黃色稿紙上—然後還要找一位在哈佛念過書的手下員工幫忙：“請你幫我念念。這樣寫妥當嗎？”吉姆·馬庫斯（Jim　Marcus）也是高盛的合夥人之一，他後來回憶這些事情時說：“你可以給他提上一兩個無關緊要的修改建議，而且他總會對提建議的人感恩戴德，但是通常情況下你也找不出什麼可以修改的地方。”馬庫斯還補充說：“西德尼平時是一個很有趣的人，他的臭脾氣只有在想幹的事情幹不成的時候才會爆發。”

溫伯格一輩子就有一樣東西學不會，那就是計算尺，除此之外他學什麼都很快。約翰·懷特黑德日後說：“西德尼會叫我去他辦公室，然後把門關上不讓人知道我們在幹啥。他從書桌裡拿出一把很大且設計精美的計算尺，然後對我說，‘約翰，你現在得再教教我這玩意兒到底怎麼使。’我只得繞到他身後，從他肩頭上伸手握住計算尺，邊解釋說，‘你把1放這頭，正對著下面的2，然後拉動塑膠滑塊，直到滑塊上的豎線和另外這個2對準，然後再看這條特殊線指著的數字，不就得到4了嗎？’你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兩眼盯著尺子，一頭霧水，心裡越來越窩火。最終他大罵了一句，‘都去死吧，我不用這玩意兒也知道2乘2等於4！幹嗎要這玩意兒！’他之後把尺子丟回抽屜裡一鎖就是至少一年。我教他用尺子，但他從沒有超過這個水平。”

溫伯格最重視的品質是忠誠。他吃穿用度涉及的東西都來自“他的”公司—乳酪必須是卡夫食品的，咖啡必須是麥士威爾的，開的車必須是福特的，諸如此類。曾有一名年輕的經理人要由福特跳槽到高盛工作，他還必須事前徵得西德尼·溫伯格作為福特的董事的認可。約翰·懷特黑德對他有這樣的評價：“他對客戶的保護意識—甚至是控制慾非常強。我記得唯一一次他對我大發雷霆是因為亨利·福特找不到他而讓我帶個口信。當我把口信帶到時，西德尼明確告訴我以後不希望見到我再和亨利有任何接觸。我當然可以隨便和福特的任何人交流，但是和亨利的聯絡一定由他出面。我那時候很懊惱，但是他的這種命令隨著時間的推移漸漸淡化了，我注意到如同其他所有出名的人一樣，他對自己始終有不確信的疑慮。”

1949年，美國司法部提起了一樁反托拉斯訴訟，指控17家高階銀行金融機構及投資銀行家協會聯合操縱市場價格。溫伯格聽到這個訊息後相當失望，因為“（司法部）完全忘記了這些高階銀行金融機構在戰爭及和平時期對這個國家的經濟作出的巨大貢獻”。溫伯格堅信他的公司在政府的這一行為中必定受到了嚴重的威脅，他下定決心要對抗到底。不過，被算在這17家的名單裡比沒有被算進去要好一些。①溫伯格看著那份名單覺得很痛苦，因為這份在業內被奉為權威排名的名單上，高盛是最後一位。溫伯格明白，和高盛存在競爭關係的其他投行必定在溫伯格尋找客戶的過程中大肆渲染高盛在名單上的最末排名。

投行結成的聯盟終於在1953年贏得了訴訟，高盛在哈羅德·梅迪納法官（Judge　Harold　Medina）長達400頁的結案報告中獲得了這樣一段稱讚：“自世紀之初到本案立案，高盛一直秉承其企業行為特質，這種特質只能用‘積極進取’這樣一個詞來概括。高盛甚至在其有限的人力物力的支援下，在其積極開拓爭取業務機會的過程中展現出強大的競爭力，這是其他投行所沒有的。”雖然得了這麼一段好評，但是公司還是為訴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所有與法律事務相關的支出高達750萬美元。但是這些錢花得值。

迴歸路漫漫（13）

雖然公司打個擦邊球擠進了華爾街高階企業的行列，但是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溫伯格才不願意僅僅作為這個精英俱樂部的普通一員而存在：他的理念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