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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入，作為補償的是讓他們在公司內認購股份。“西德尼·溫伯格的政策就是奉行嚴格的資金保留制度，”合夥人之一彼得·薩瑟多特這樣說，“這對公司的好處就是每個人都把公司看做一個整體，每個人都在為公司的利益而努力。對個人的好處就是保證了每個合夥人的資金量都比較適當。這樣你就不會養成一些奢侈的消費習慣，因為你根本拿不出錢來去消費。”

溫伯格不僅兢兢業業地重塑著高盛，他也為整個華爾街的改革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除了高盛的事務之外，他還多方涉及美國政治改革及多家大型公司的運營管理事務。當30年代紐約證券交易所步入重組階段時，溫伯格加入了一個力促改革的組織，並從幕後操縱，說服了大陸罐裝公司的卡爾–康威（Carl　Conway）和全國乳製品公司的托馬斯·麥金納尼（Thomas　McInnerny）出面領導紐約證券交易所的重組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日後被人們稱為康威委員會（Conway　mittee）。溫伯格日後也曾出任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董事。1940年他婉拒了繼任下一屆董事的請求，併成功地促成了紐約證券交易所史上第一位拿工資的主席小威廉·麥克切斯尼·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　Jr。）的到任（此人後來成為美聯儲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他一手策劃將基思·芬斯頓（Keith　Funston）推上了主席的位置，基思是早年就被溫伯格招至戰時生產委員會（War　Production　Board）旗下的人。

1932年，在富蘭克林·D·羅斯福競選總統時成立的*黨全國競選籌資委員會（National　Campaign　Finance　mittee）中，溫伯格第一次體驗了從政的魅力。他是委員會中籌措資金最多的委員，自此之後，他與多位美國總統都建立了不錯的交情，這種與政治人物的聯絡一直維持了35年。華爾街上的人幾乎都沒有給羅斯福投票，他們不信任這個候選人，有的甚至公開表示對他的厭惡。對溫伯格而言，這正好是一個與對手們對著幹的機會，也是接近總統的最好機會，他當然不會輕易放過。1933年，在總統的授意下，溫伯格出面組織了商務顧問及策劃委員會（Business　Advisory　and　Planning　Council），公司的經營者們透過這個委員會提交給政府的議案百分之百能得到一次聽證的機會。突然之間，他的身份發生了變化—從一個華爾街上無足輕重的猶太企業中走出來的猶太人，搖身一變成為能發出最值錢的商務請柬的人：因為一旦成為能夠提交議案的企業家，就意味著能與政府的高層說上話，說出來的話也能代表美國商務圈的觀點。

迴歸路漫漫（5）

這個委員會成了羅斯福新政期間商界與政府溝通的橋樑，不僅協調了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係，消除了誤會，同時也重塑了信心。溫伯格鞏固了自己在委員會內的地位，他既是唯一能決定邀請誰的決策者，同時也是委員會內唯一的投資銀行家，這樣的身份使他真正變成了寓言中那隻守著雞群的狐狸。高超的交際技巧以及健談的風格使得他在這一類事務上就像一位電影明星，所有的人都很快認識了他。他也深諳將人際關係變現的套路。隨著之後在戰時生產委員會供職，他迅速上升為美國商界和美國政府共同追捧的人物。

羅斯福總統曾贈給他“政治家”這樣一個稱號，考慮到贈與稱號的人本身就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可見溫伯格在總統眼中的分量。由於賞識其平穩有效地解決棘手問題的能力，羅斯福也給予了溫伯格多項聯邦政府的任命—其中還包括內閣的職位—差一點就把他送進了新的股票市場委員會（Stock　Market　Board）任職，這個委員會就是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mission）的前身。當時曾有報道稱：“經紀人們最擔心的就是無人願意出任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官員，因為這個職位的年薪僅1萬美元，而且要求委員們不得從事任何商業交易。在所有候選人中，有IBM的T·J·沃森（T。　J。　Watson）和西爾斯的羅伯特·E·伍德（Robert　E。　Wood）這樣的人物，但是眾望所歸還是對股市瞭解最深的溫伯格先生。”　1938年，他接受非正式的任命而出任美國駐蘇聯大使。雖然事前美國政府也試探過蘇聯的態度並且蘇聯也接納了溫伯格，但是當他意識到反猶太主義正在蘇聯抬頭時，他非常禮貌地放棄了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