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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美國緊隨德國和日本之後退出了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固定匯率制度，匯率價格的浮動開始由供需狀況決定。1972年，國際貨幣市場開始在芝加哥進行交易，1976年國會解除了對於商品期權交易的禁止令。1982年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開始交易一種新的“商品”：標準普爾500指數的期權合同。1983年標準普爾期貨期權開始交易—這開啟了華爾街和世界金融市場的衍生品革命。90年代，芝加哥期權交易所的相關期權交易量已經超過了紐約證券交易所的現金市場。在最近10年裡，全球衍生品交易量劇增，達到了150兆美元—大大超過了股票、債券和貨幣市場的容量。

1973年起，魯賓就成了芝加哥期權交易所的會員，他理解布萊克—舒爾茨公式，自該公式發表以來，他就一直在用。魯賓和其他幾位高盛的同事意識到將費舍爾·布萊克的聰明才智與高盛的交易業務結合能夠帶來利潤，而且新型的交易員還可以學習到如何使用嚴密的分析模型來確定怎樣對沖每個風險敞口。對於聘用數量分析員，魯賓的理由是：“他們考慮的東西和我們不同。這正好是可能帶來成功的地方。如果行，這種差別會給我們賺大錢；如果不行，那我們就不要他們好了。”

1983年12月，布萊克教授在劍橋與高盛掌管“最真實的世界”、注重利潤、進行務實業務的部門—風險掉期部門的人會面。布萊克對於魯賓的分析性思維和希望透過將布萊克教授的觀念和出色的分析技能與高盛的資料處理能力、交易技巧以及其資本結合起來創造業務機會的觀點印象極佳。①在幾個小時的相互試探之後，他們都瞭解對方是非常特殊的思考者，而且可以與之共事。魯賓很快給布萊克提供了作為“試驗”的工作機會—這個試驗應該會非常成功。布萊克對於魯賓給“初來者”的薪酬非常吃驚並答應考慮一下。兩個月之後，他離開了麻省理工學院加入高盛。

轉型（6）

對於布萊克來說，學術生涯的誘惑就是有足夠想象空間的自由。現在他發現高盛甚至“比在大學更適合學習，部分是因為高盛的業務要求進行持續的學習以適應新的形勢”。布萊克解釋道：“我喜愛科學的原因就是因為它最有意思：有些東西乍聽起來非常荒謬，但是當你完成的時候你會發覺它明顯是合理的。”他相信最基礎的發現來源於對傳統智慧的挑戰，同時對任何理論和創新的終極驗證只能是透過其在實踐中的有用性來獲得。

布萊克發現，高盛對新想法給予很高的獎勵和極大的自由度，這激發了他的動力，也促使他產生了更多的新想法。布萊克認為對所有的投資行為來說，最大的投入風險就是時間。布萊克也相信由於市場的多變和不確定性，擁有一些信仰是非常重要的；他還認為成功的秘訣就是思想上的靈活性和適應性。魯賓經歷過動盪的市場而且深切瞭解掉期交易的規矩，所以他知道對公司的將來而言，有技巧而聰明地運用公司的資本並承擔可量化的風險是至關重要的。所以他向經驗豐富並且經歷過一系列創新的交易員戴維·塞芬求助：“你要讓費舍爾融入公司。”布萊克很快就意識到理解供應和需求的多種資源能夠讓交易員在所有的交易流動過程中預測價格的走勢。

塞芬回憶道：“鮑勃非常有遠見，他欣賞精通學術理論和數量模型的人，並讓他們與交易員共同工作，這帶來了實質性的價值。他非常清楚能夠做到這些的人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