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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其他公司轉入高盛通常是非常困難的。”合夥人朱·馬基哈拉說，“學會在其他公司如何取得勝利之後，典型的橫向招聘是為了達到盈虧權力和責任，但是這會與高盛的團隊價值觀衝突。”透過橫向招聘進入高盛的肯·威爾遜作了個比較：“如果你開展一個個人英雄式的專案而且還失敗了，你會陷入雙重危機—一個是失敗，另一個則是試圖靠單打獨鬥獲得成功。在所羅門兄弟，很難讓合適的分析員或產品專家去亞洲工作。但是在高盛，很簡單，搭下一班飛機去亞洲工作就是標準的操作程式。這樣的公司才是會贏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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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1）

多年以來，華爾街的交易員和專家的關係非常疏遠，兩個團體都非常驕傲，既不相互尊重也不喜歡彼此：雙方都認為對方知道的事情無關緊要；對方對事物的理解沒有意義；對方所做的事情毫無價值。但是在一次知識界的歷史性變革當中，由強大電腦和廣泛資料庫所支援的僵化學術金融數量模型與華爾街交易員的創造性結合在一起，成為非常強大的組合。這個組合改變了一切。最主要的變化因素是金融衍生產品的開發。不同種類的衍生品交易非常活躍。從數量上看，短短的10年裡，衍生產品交易發展成為在傳統現金市場中佔有顯著位置的業務。他們還將以前被割裂的市場和貨幣“連線”成為覆蓋所有證券、貨幣，以及時區的龐大且相互聯絡的全球市場。

學術界與交易員們的第一次聯絡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世界銀行的“臭鼬”工作組裡。在世界銀行的司庫—善於打破常規的尤金·羅思伯格的領導下，該小組將世界銀行變成了全球最大和最具有創新精神的借款人。羅思伯格的目標是降低銀行的借款成本。他的戰略是透過創新來節約成本。因此他招募了像馬克·溫克爾曼這樣富有大膽創新精神的理性主義者進入他的臭鼬工作組。

1977年，馬克·溫克爾曼從世界銀行被招聘到高盛固定收益部門進行金融期貨和國債交易。　（短期國債期貨和長期國債期貨分別於1976年和1977年開始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進行交易。）高盛固定收益部門的人都不瞭解期貨，所以溫克爾曼與其他離開世界銀行的人一起開始想在這項看起來肯定會蓬勃發展的全新業務中大賺一筆。不過即使是最積極的樂觀派也會因為這項業務連續幾十年的爆炸性增長和發展而目瞪口呆。不斷增長的期貨業務超乎所有人的想象併為高盛帶來了一系列的賺錢機遇。

由於金融期貨在當時還是非常罕見的金融工具，人們知之甚少，儘管它與幾乎毫無風險的政府債券相關聯，仍然經常被錯誤定價。這就為做空期貨或相關政府債券以在經常被錯誤定價的利差之間進行各種無風險的掉期交易提供了機會。由於有十多種不同但是可以互換的政府債券可供交易，因此溫克爾曼在真實風險極低的條件下穩步地獲得了大量利潤。維克多對“降低收益率曲線”—例如3個月和6個月的政府債券之間的定價錯誤—非常感興趣。不過這些定價錯誤的放大效應非常小而其掉期價值也大大小於政府債券期貨的交易價值。

1978年的“利率簡直是瘋掉了”，溫克爾曼回憶道。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因素。為了獲得槍炮和黃油—為美國進行的越南戰爭和他的“偉大社會”買單，林登·約翰遜總統制造了一場人為延遲的通脹。這場通脹在吉米·卡特的任期內爆發，最終由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將它停住。透過強行推高利率，美聯儲開啟了能夠進行現金–期貨掉期交易的各種發財機會，這些機會都等待著溫克爾曼的部門去發掘。

維克多理解固定收益掉期的學術理論，但是對高盛的交易員來說，這些理論過於學術化。維克多自己不是交易員，演說能力也比較差—對於管理委員會那些對學術理論持有偏見而且對期貨不太熟悉的交易員來說尤其如此。當溫克爾曼開始與管理委員會會面並解釋他如何進行這類交易時，管理委員會的反應是：“謝天謝地，你終於讓我們把這些東西弄清楚了！”管理委員會的反應日漸積極和溫克爾曼穩步獲得大額贏利促使喬恩·科爾津在政府債券交易中使用新的技術。在亨利·福勒加入高盛後，高盛成為美國政府債券的註冊交易商，不過科爾津同意溫克爾曼的話：“如果僅僅是債券的交易商，你永遠賺不了大錢。”在政府長期債券的有風險的交易中，科爾津能為高盛賺很多錢。

轉型（2）

作為政府長期債券的交易員，科爾津與溫克爾曼作為掉期交易者的業務範圍不一樣，兩人的思維模式也差別很大。溫克爾曼非常嚴謹而且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