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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傾聽金匱秘語。 “遇事只往底裡想。”祖母說，“它到底能把我怎麼樣？真的怎麼樣了又能怎麼樣？能關我嗎？你爸爸關了那麼多年，也過來了。能餓我嗎？我們全家餓了那麼多年，也過來了。別的還在乎它什麼！” “只是有點氣。”我已經說不響亮了。 “我知道，氣惡人太惡，氣世事不公。其實都沒有什麼好氣，惡人當然會惡，世事從來不公。最大的不公，你氣都沒法氣。你看我十個孩子死了九個，都死在我前面，我去氣誰？” 很雄辯。 “要不，還去鄉下躲一陣？”祖母開始為我設想辦法了。 我說：“這次下不去了。有人說我反對毛主席，我要是躲到鄉下，會被抓回來。就像前幾年，我能躲到奉化山上，爸爸就不能，他們會來抓。” “那又怎麼樣？”祖母還是那口氣，“他們也說你爸爸反對毛主席呢。我算過了，到了陰間，毛主席最生氣的就是他們。他一定會親自審問：為什麼要憑空造出那麼多反對我的人，敗壞我的名聲？” 說到這裡祖母笑了，我也笑了。&nbsp&nbsp＇返回目錄＇&nbsp&nbsp

隱秘的河灣（11）

馮崗先生還是經常找我談話，派人來通知的時候非常嚴肅，等我到了之後把門一關，便聳聳肩，給我做一個愉快的表情，幾乎不再談清查的事情。 “我女兒昨天講起你‘文革’初期對抗造反派的一些事情，真不錯哦！”他說。 改天，他又告訴我，他家對窗的鄰居是我中學的同學，叫張敏智，一箇中學教師，一有機會就向他打聽我的處境，非常關心，還對我的人品作了種種保證。在政治運動中為中學同學作人品擔保，也真夠冒險。 看著這位白髮蒼蒼、衣冠不整的老人我一直在想，他心裡什麼都明白，也有愛憎是非，卻又如此謹小慎微，為什麼？他當時的地位，已經比那些翻雲覆雨的人物高，為什麼不與他們針鋒相對？一度，我甚至對他也有點生氣。 有一次，他在我面前自語似的嘀咕，像是作了解釋：“搞運動就要鼓勵揭發，鼓勵揭發就無法提防誣陷，誣陷一旦落實成文字，再大的幹部也沒有辦法幫你抽掉，這好像已成為規律……” 我問：“歷來的這種運動中，有沒有懲處過誣陷？” 他說：“很少，幾乎沒有。” 老人的內心，比我還悲觀。 寫作組系統的另一位老人比他樂觀，那就是老資格的哲學家姜丕之先生。姜先生作為老幹部也翻閱過揭發我的材料，一天在一個弄堂口拉住我，說：“相信我，你沒有任何問題。”說著他舉起了有傷痕的右手大拇指：“解放戰爭時我在山東老區受到審查，拴著大拇指吊在樑上。後來事情清楚了，我用這隻手寫黑格爾《小邏輯》闡釋。” 相比之下，一些沒有太多運動經歷的年輕人勇敢多了。有一次在食堂排隊，我前面隔著一個人恰好是那個鑲金牙齒的揭發者，他正在與另一位清查組成員談話，邊上突然衝過來一個二十出頭的女孩子，在我身邊站定，憋紅了臉大聲對我嚷嚷：“別怕，餘秋雨！我已經知道真相，‘文革’結束了，看他們還能胡鬧多久！” 她的聲音如此之響，使整個食堂一時為之寂然。我牢牢記住了這個女孩子的名字，她叫趙錦繡，不知現在在哪個單位工作。 其實趙錦繡我是認識的。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來總理去世時我正好又被關進了上海虹橋醫院的肝炎隔離病區，她也在。記得那天早晨在收音機裡聽到哀樂後，病區裡各種職業的病人哭成一團，包括一些沒有文化的環衛工人在內。因為在當時很多中國人心目中，表情溫和的周恩來的離去，是中國最後一個希望的離去。我記得當天驗血，不少病人連GPT指數都上升了，一個姓吳的護士拿著一疊驗血單一邊翻閱一邊擦淚。 我當時想，這些病人和護士都是再普通不過的平民，卻那麼急切地在每一個政治老人身上搜尋著任何一點希望，中國人真是可愛又可憐。 這時突然傳達通知，上海嚴禁各單位的一切悼念活動。我、趙錦繡，還有靜安區一位叫趙紀鎖的老幹部，三人聽了傳達後只說了一句“我們是病人，怕什麼”，便立即在病區底樓的一個倉庫里布置靈堂，組織全病區舉行隆重追悼會，由趙紀鎖先生主持，我致悼詞。 我能夠推測，禁止追悼活動的命令並不是針對已死的周恩來的，而是怕“死人壓活人”。但是我們，在苦難的大地煎熬了那麼久，已經不怕什麼。 事後，我還獨自把病床搬到靈堂隔壁守護，以防有人來拆除。我相信這很可能是當時全上海惟一公眾性的周恩來靈堂。這件事，當年虹橋醫院第六病區的所有病友和醫護人員，都不會忘記。 那天趙錦繡在食堂裡的大聲嚷嚷，幫我下了一個決心。我決定像那次在醫院裡組織追悼會那樣，繼續壯膽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