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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就從那天開始，我不間斷地向北京的中央領導機構寫信，反映上海清查運動中出現的投機分子和是非顛倒，呼籲徹底否定“文革”。我說，只有否定“文革”，才能全盤改觀。如果仍然以捕風捉影的“反對毛主席”作為清查的第一標準，到頭來只能是“文革”初期造反派在所謂“誓死捍衛”口號下一系列極左行為的重複。 這一大堆信，我想直到今天，中央的信訪辦至少還應該儲存著登記目錄吧。當時為了防止意外，我把其中一份底稿以給李小林同學寫信的方式藏在她家裡，心想她父親巴金先生已經平反，會比較安全。&nbsp&nbsp＇返回目錄＇&nbsp&nbsp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隱秘的河灣（12）

歷史，終於走上了正路。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兩個凡是”結束了，“文革”終於被徹底否定了。 清查組在我的問題上不知該如何收場，只是談話的口氣變得越來越溫和。“攻擊毛主席”改成了“議論毛主席”，不久又改成了“有錯誤言論”，過幾天又改成“說過幾句不妥當的話”，後來乾脆不提了，只說大家都有問題，讓我“反思一下自己的其他問題”。 一天，清查組裡一位平日十分寡言的謝先生輕聲對我說，晚上到他家去一次，還把他家的地址抄給我。 那天晚上我剛敲開門，他就一把拉我在沙發上坐下，滿眼誠懇地直視著我說：“中央精神有變，你的話沒有錯。那兩個人正在找臺階，證明清查你是正當的。找到你的兩篇學術文章，一篇寫魯迅的，一篇寫胡適的，每個字都在啃，啃了幾個月，還沒有啃出問題……” “那麼，他們會怎麼做我的清查結論呢？”我問。 “這就是我今天找你的原因。他們原來搞你的材料全部作廢了，寫不出任何一條問題，現在把球踢到了我這裡。我和幾個比較正派的清查組成員商量，還是由你自己寫幾句吧。”他說。 “沒有問題就說沒有問題嘛！”我說。 “那也得由你來寫，我們表示同意，再叫老夏看一看。你的事我給老夏說過，他說天下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沒有問題，他自己在‘文革’中的問題就很多。我建議，你就如實寫幾句，有沒有問題別人自然會看出來。”顯而易見，他對我充滿善意。他所說的“老夏”，就是他們的臨時組長，早年與江青熟識，“文革”中被隔離過一陣。 但是，我心中充滿不平。我說：“老謝，什麼時候了，他們居然在查我的那兩篇學術文章？他們也不看看年代，那是在周恩來、鄧小平主政的年代寫的，當時敢於寫學術文章，還署了我自己的真名，本身就是在對抗大批判！他們自己寫了那麼多造反、批鄧的文章反而不查了？這真是歷史的顛倒。” 老謝說：“你的不幸，是車部長親自決定審查你的。他倒是講了你很多好話，但後來卻撒手不管了。現在，車部長和市委書記蘇振華他們在‘兩個凡是’上出了問題，都調走了，清查組的人都忙著撇清與“兩個凡是”的關係，忙著在找自己今後的工作。他們這次算是又滑過去了。”&nbsp&nbsp＇返回目錄＇&nbsp&nbsp

隱秘的河灣（13）

根據老謝的要求，第二天我就寫了一份自我清查。共分三條，抄錄所留底稿如下—— 自我清查 “文革”十年，我受盡批判，歷經磨難，家破人亡，卻仍能抵制造反，抵制批鄧，殊為不易。但心中也有很多愧疚，尤其是對父母、親友救助乏力，至今深自譴責，不便與外人道也。 近兩年接受清查，清查的主項問題，現已有中央檔案證明我為正確，毋庸多論。另外曾被清查人員感過興趣的，是下列第一項。其他兩項雖然算不了什麼問題，卻一直使我感到不舒服，因此不妨作為教訓提一筆。 一，我曾幫助在外地農場一起勞動過的“難友”──殘疾人沈立民先生，從郵局轉寄過一封車間工人的集體簽名信給當時分管工業的市政府領導馬天水。我和那些不認識的車間工人們都沒有預料到他幾年後會犯政治錯誤。從中得出一個教訓，雖然向政府有關部門投訴是人民的權利，但最好不要投給我們不瞭解的領導人； 二，十年間我從未參加過任何大批判，但在復課後有一次卻對自己所在學院表演系編的一份臺詞教材，提出過不恰當的口頭意見。我誤以為那份臺詞教材的“繞口令”有點低俗，可能是“工宣隊”插手了，其實是誤傷了與我關係十分親密的教師； 三，在我生病其間，一個文化程度很低的青年工人請求我從文字語法上幫助修改一篇談《紅樓夢》的極為幼稚的千字短文。我推不過，在病床上花了大約十分鐘時間修改了一下。後來這個青年工人得知我因幫沈立民先生寄信的事情被審查，也緊張了好一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