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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公開。 如果仍然找不到，他們可以自行裁處，我絕對不會要他們懺悔。 這樣的方案，總算夠愉快的了吧？ 但是，那天面對纏著白繃帶、穿著舊制服的爸爸，我的心情發生了變化。 我怔怔地想，誹謗在中國，是一場巨大的歷史災難而不是個人事件。我個人可以寬恕誹謗者，但有誰來解救無數被誹謗者？按照常理，我是最不容易被誹謗的，因為我不屬於任何社團機構，不躋身哪種代表委員，構不成和誰爭權奪利，從不批判別人，從不參加爭論，從不參加會議，還長期不在城市，不在國內，然而即便這樣，還是遭到了那麼多誹謗。那麼，中國還有多少更有可能被誹謗而無處講理的人呢？ 我細細回憶，當年我捧著一束白花站在爸爸的隔離室和叔叔的墓地中間，最大的願望是什麼？ 當時，既不想報仇，又不想反擊，更沒有想到哪一天能夠伸冤和平反。 最大的願望，只想找到一個能夠講道理的地方。 我只想在那個地方說一句：事實並不是這樣，你們也許搞錯了。 那個冬天之所以寒冷，是實在想不出普天之下會有這麼一個地方。因此，我只能瑟瑟發抖、縮肩跺腳。 沒有地方講理，也就使得那位從甘肅寫信來的造反派頭頭，以及“文革”中的其他大批判干將，沒有機會聽到別人講理，也不知道世上還有那麼多做人的道理。 這對他們來說，也是一種不公平。他們最後終於皈服了一些道理，卻已經付出了太多的代價，尤其是他們自己的人生代價。 時至今日，能不能讓他們的後繼者們少付一些代價呢？那就需要為他們尋找一個講道理的地方了。 我想，法院也許正是這樣的地方。&nbsp&nbsp＇返回目錄＇&nbsp&nbsp

墓地和法院（3）

我找鮑培倫律師諮詢。我問：“對於誹謗和誣陷，不作刑事案件起訴，而作民事案件起訴，有可能嗎？” 鮑律師想了想，說：“有可能。但明明是刑事，為什麼要違避？” 我說：“中國文人多數是法盲，不教而誅，馬上把他們關起來，於心不忍。而且，要關的人不少。” 鮑律師點點頭。 我又問：“訴訟請求中，能夠只要求他們道歉，不讓他們賠款嗎？” 鮑律師奇怪地反問：“為什麼？” 我說：“天下一切以毀人為業的人，總是貧困的。” “你又於心不忍了？”鮑律師笑了。 “對。”我說。 鮑律師說　：“僅僅要對方道歉，作為一個訴訟就太小了。現在社會上嚴重的案件那麼多，法院要受理你這麼一個連賠款都不要的案件，說不過去。還是要象徵性地定一個賠償數字。” “你定？” “我定吧。”他說。 我又問：“這樣的訴訟，能讓傳媒不報道嗎？” 鮑律師說　：“現在司法公開，不可能不報道。我們這方，也只有透過報道才能闢謠，為什麼不？” 我說　：“就怕給對方造成太大壓力。因為事實的真相是顛覆性的，他們承受不住。” 鮑律師說：“沒有壓力還打什麼官司？” 我說：“我只想借著法官在場的環境，讓他們安靜下來，好與他們講講理。” 鮑律師說：“你打官司是為了使他們恢復理智？” 我笑了：“有點這個意思。” 鮑律師沉默了一會兒，問：“你想從哪一項誹謗開始起訴？” 我想了想，說：“先找與一九六八年冬天相關的誹謗吧。” “這個時間有特殊含義？”鮑律師問。 我說：“是的，前兩天我見到了一套舊制服……”但這麼一說把事情繞遠了，不知怎麼繞回來，因此就沒有說下去。&nbsp&nbsp＇返回目錄＇&nbsp&nbsp

墓地和法院（4）

這些年報刊上針對我的大量誹謗文章我自己當然不會一一去看，據廣西的楊長勳先生查閱，裡邊好像已形成一種分工，一九六八年冬天這一段，主要被湖北的一位古先生包了。 這位先生比我年長，我沒見過，但對他的名字有點印象。早在十多年前，那時我已經是正教授了，他好像還是講師，寄給我一篇很長的論文，是他研究我的，高度評價我的學術文化成果，連我自己不滿意的那些寫于思想尚於解放時期的文章，也給予熱烈讚揚，對此我很不適應。更不適應的是，他在附信中請求我把他的這篇論文推薦給任何一家雜誌發表。這不符合我的行為原則，就把論文退還給了他。 在這之後，還見過他誇張地頌揚我的文字，我都沒有回應。沒想到，他轉眼已經站到我的對立面去了。 為了一九六八年那個寒冷的冬天，我開始讀他批判我的文章。 那個冬天的事情，我在本書第二卷第四章《冬天的斯坦尼》中已有詳細記述。這位先生批判那個冬天的我，全部依據竟然是胡錫濤先生那篇稱讚我的